武松的退隱與執念

1.

《水滸傳》的主題之一是「退」。

 

在整部《水滸傳》裡，沒有一個字解釋過何謂「水滸」。「水滸」一詞其實出自《詩經》，在《大雅‧緜》中有言：「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水滸，即河水之邊，全句說的是一個典故：周朝的始祖亶父牽著馬匹，率族人來到西水之邊，最後到達岐下這個地方。要知道，當時為商代，按《小雅‧北山》更廣為人知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既然天下盡是商天子的王土，那麼亶父只好遠走西陲之地，才能擺脫天子的掣肘。於是「水滸」便有如下引伸意思：不受朝廷控制的淵藪地。

 

《水滸傳》講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聚義，打家劫舍、對抗朝廷，好不熱鬧。然而全書一百二十回，真正齊集眾人的篇幅其實不長，從七十一回梁山好漢排座次，到八十二回宋江接受招安，前後只佔不到十分之一。素來讀者多不喜招安後的故事，招安後，梁山泊好漢替朝廷賣命，最後落得死傷枕藉的下場，令人唏噓。而招安一節更常被斥為投降主義，此批評即使與政治無關，其情也滿不是味兒。所以水滸故事中，前七十回流傳最廣，當中又有一種情節特別醒目：一個武藝不凡、急公好義的好漢，因犯官非而鋃鐺入獄、刺配邊疆甚至有被問斬之虞，走投無路，最後只好落草為寇。

 

因此，「梁山」往往不是好漢們的人生目標，而是體制容不下他們，他們無處可逃，只好逃出王土，走馬至水滸，「逼」上梁山。有人認為，施耐庵寫宋江接受招安，是情非得已，卻也是情理之內。梁山泊終非久安之地，這樣巨大的一個軍事集團，宋江身為領䄂，也得為一眾兄弟謀求出路。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接受招安。梁山好漢中，有不少本來就是朝廷的高級軍官，像林沖，風麈味本就不強，只因朝廷腐敗，或得罪權貴，逼不得已才落草梁山，招安反而是一個平反機會，正是求之不得。但另一部分人本來就是混跡江湖，或是販夫走卒、低級衙役。他們都是體制內的弱勢族群，退上梁山雖是為勢所逼，卻也逍遙自在。這批好漢對招安一事最不以為然，只因他們向來自由，不甘吃體制一套，做慣山賊自然懶做官。

 

宋江本是體制裡的低級官吏，卻有建功立業之志。他在潯陽樓牆上所題反詩：「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正顯露了心跡，他的哥兒們卻沒有此等豪氣。《水滸傳》中有兩個要角跟宋江特別親近，一是武松，一是李逵，兩人跟宋江相識甚早，受過宋江的義氣恩情，故對他馬首是瞻。可是兩人卻十分反對宋江接受招安。李逵粗豪魯莾，一心想著殺入京城，擁護宋江哥哥做皇帝，大伙兒都做大將軍。但他思想單純，敬重宋江，最後還是受宋江制約。武松比李逵沉著、世故，他雖然反對招安，最後替朝廷平亂時還是出了不少力。

 

武松跟李逵的結局是令人唏噓的。自古朝廷不可靠，鳥盡弓藏是常態。宋江替朝廷平定內亂後，高俅以毒酒毒殺宋江，宋江死前生怕李逵會在自己死後作亂，故要李逵也喝一口毒酒，與他同死。李逵居然對此無怨無懟，還道：「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的一個小鬼。」至於武松，他在戰爭中失了一臂而成殘廢，戰後亦無顏面回朝接受封賞，便在五台山出家為僧，反避過兔死狗烹的一劫。

 

所以《水滸傳》是一個關於「退」的故事。李逵和宋江就是因沒有「退」而命喪九泉的範例，而武松，則是一個「退」的例子。

 

2.

潘惠森多次改寫《水滸傳》，鍾情的還是宋江、李逵和武松的三角關係。1990年代，他已寫過《武松打蚊》、《李逵的藍與黑》和《宋江採花》三部改編自水滸的劇作，《武松日記》雖可說是《武松打蚊》的創作延伸，卻處處顯露出與其餘兩個劇本的文本互涉關係。《武松日記》原是小說，在2001年《武松打蚊》重演時，潘惠森於網絡上同步發表這部小說體外傳（潘惠森本人戲稱為「偽小說」，後收錄於《男人之虎─ 潘惠森喪無聊偽小說集》），小說情節跟《武松打蚊》無直接關係，卻呼應了《李逵的藍與黑》和《宋江採花》的某些情節和主題。05年，潘惠森跟獨立電影導演莫耀華合作，構思動畫電影版《武松日記》，現在的劇場版則是按電影版本改編而成。

 

「語言」向來是潘惠森劇作中最突出的劇場元素。他偏好港式廣東話的語感，對白韌力強，但角色之間的對話往往互不搭腔，因而形成一種幽默中暗藏荒謬的語言狀態，劇中角色即使缺乏傳統意義下的戲劇行動，語言的韌性仍能營造出別開生面的戲劇性。這個特點在潘惠森早年的「昆蟲系列」和「珠三角系列」作品中尤為鮮明，構成了香港戲劇中無可忽視的風格板塊。近年潘惠森有返璞歸真之勢，在10年前後的「人間系列」裡，雕琢語言的痕跡已沒那麼棱角分明，再加上對照潘惠森一些「系列外」劇作，像《親愛的，胡雪巖》、《都是龍袍惹的禍》等歷史劇作，晚近的潘惠森再沒有早年那種實驗色彩，反而多了一份在戲劇上的世故、圓熟和透徹。

 

在《武松日記》裡，我們仍可看到不少潘惠森式的語言雙打，但更值得觀眾細味的，反而是他在多年後怎樣再以「水滸江湖」借喻其個人世界觀。潘惠森有著一股獨特的江湖味，不全是豪氣干雲，不全是腥風血雨；更獨特的，是那種在闖盪和退隱之間的搖擺不定，蒼涼而帶笑、欲哭又無淚，雖鬱悶填臆，亦似有所悟的唏噓情態，這的確與《水滸傳》的「退」意頗有共鳴之處。這種充滿江湖味的猶疑不決，在他早期作品裡通常被演繹為香港九七的身份焦慮，但到了《武松日記》，我們發現「文化認同」的社會維度不再是劇作最急切要表達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潘惠森與《水滸傳》裡這群江湖人物的對話─ 這或許才是一個劇作家最原初、最質樸的創作關懷。

 

《武松日記》是武松的故事，其中保留了《水滸傳》中家傳戶曉的「武松打虎」和「殺西門慶」等「武十回」情節。這些情節在劇中卻變得無足輕重，主要劇情反而放在武松上梁山後的落泊心境上，這恰恰是《水滸傳》裡一個被壓抑了的主題。劇中還有另一要角李逵─原形是潘惠森舊作《李逵的藍與黑》中那以當畫家為志願的李逵。《武松日記》中的李逵實現了他在《水滸傳》中的未竟之志，竟擅自入京行刺皇帝，而宋江為免妨礙招安大計，便派武松跟眾兄弟阻止。全劇就是在這條脈絡裡展開故事。但潘惠森顯然無意細緻刻劃這場江湖戲碼，劇情推展很快，快得甚至有點兒戲、有些可笑，卻反襯出武松唏噓心境。劇中李逵渾號「戇逵」，但心中比誰都雪亮，他一心以畫家為志業，上京行刺不過是幌子，真正目的其實是要「尋夢」─一種退出江湖的手段。對武松來說，李逵正好是他的一面鏡子，映照出他想做而不敢做的理想形象。

 

武松以「打虎」聞名天下，但《武松日記》的「虎」卻是一隻看透世情的「貓」。在跟貓的漫長對話中，武松似有所悟，漸漸明白到江湖上的一切名望功業，原來不過是虛名，人生在世，都是身不由己，最終竟不及一個放棄畢生事業、義無反顧地去做燒餅的掌櫃。「做燒餅」本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的職業，在世人眼中─ 或說在《水滸傳》世界裡的世俗視野裡─ 武大郎跟武松是兩個檔次的人，武大郎醜賤而武松俊猛，人人都讚賞武松而鄙夷大郎。怎料事到後來，武松竟放棄豪情壯志，返璞歸真回去學做燒餅，這跟「戇逵」作畫互相呼應。至此《水滸傳》裡沒有明言的一個「退」字，終於得以發揮，亦發揮得相當愜意。

 

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術業。有道是：術業有專攻。執於一藝雖仍是執著，卻是對世情俗事的大放下。潘惠森的劇作家生涯一路走來，難道不也有此等轉念嗎？劇中的武松和李逵，小執著而大放下，隱然又是潘惠森的寫照。《武松日記》起源於他的日記體「偽小說」，如今劇中也保留了日記體的敘事形式，並借鴇母、春花和秋月三個風麈女子之口說出，如旁白一樣穿梭於全劇的情節推展裡。「春花」、「秋月」之名，典出李煜名詞〈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為武松故事更多添一份看破世情的唏噓。但這唏噓是帶笑的，是幽默，也有種港式「麻甩」味。這當然來自潘惠森獨步香港的戲劇語感，然而比起年輕時的潘惠森，現在的他寫得更鬆更闊，沒有「昆蟲系列」中那些緊湊逼迫的節奏和劍拔弩張的對峙，反而流露著一種世故的淺白。這就好像武松不再勇武打虎，而是專心一致，做一塊簡單中見真灼的燒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