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易 ─ 從社會現象分析到道德標準探究

( 編者按：本文內容含劇透)

 

《好人不義》─ 單是聽劇名的話，便會先聯想到諧音「好人不易」。要做一個好人的確不容易，首先是「好」的標準本身已經難以拿捏，我們雖然自成長以來大體上會接收一些普遍認同的良好價值觀，例如：正直、慷慨、關愛等等，但其實我們每天仍然接受著不同道德難題的考驗：「我應否出賣工作能力低下的同事？」、「我有責任為好賭的父親還債嗎？」、「我可以思想上出軌嗎？」。再者，日常中「好人」往往與「蝕底」、「腍善」、「畀人搵笨」等負面形容掛鉤。有善心會反被利用；自私的人，卻又往往會得益。那麼，為何還要做好人？

 

再從字面上解說，劇名卻出現了不同的詮釋。好人，竟是「不義」？儒家對「義」推崇備至，根據《中庸》：「義者，宜也。」所謂義，指的就是合宜、恰當的舉止。現世代的「義」更包容公平、社會正義等概念。要作出合宜的舉動，當中大有學問，要明是非、辨善惡，才能在心中譜出準則，有了準則才能衡量自己的舉動是否合宜。單從「好人不義」四個字，便揭示了劇中核心的戲劇衝突：好人難做；行善，不一定合乎公義。

 

《好人不義》的橋段源於一則轟動內地的「彭宇案」的新聞評論：2006年11月20日，內地一名老太太在街上跌倒，青年彭宇扶起老太太送院。老太太一口咬定撞倒她的人正是彭宇，並向法院提出起訴，向彭宇索償逾十三萬元醫療費。法庭上雙方各執一詞，彭宇堅稱自己是無辜，只作好心扶起老太太。最終法院判定彭宇敗訴，須承擔部分賠償。令人譁然的是法官判案的理由：法官認為，如果彭宇沒有撞到老婆婆，為甚麼彭宇要扶起她？為甚麼要送她上醫院？

 

以上，便成為了《好人不義》的故事基調。

 

只要上網搜尋，類似的案件在內地多得令人驚訝。內地稱這類案件為「碰瓷」，原指騙徒故意讓他人摔壞假貨，要求高價賠償的詐騙手法，後引申為故意製造假車禍後敲詐勒索醫藥費的手段。這些案件引發出更嚴重的社會現象，令人擔憂。

 

11年10月在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叫人痛心疾首。兩歲女童王悅先後被兩輛汽車撞倒，隨後十八個路人經過，卻沒有一個願意施救，王悅最終失救，事件震驚全國。

 

17年4月，一名河南女子橫過斑馬線時先遭一輛的士撞倒，肇事的士司機逃逸。事發後，約二十輛車在繁忙的街道上減速繞行，亦有約二十人行過，卻竟無人上前扶起該女子，而女子嘗試撐起上半身不果，約一分鐘後再遭另一輛私家車輾過慘死。

 

以上事件一再展現社會畸形扭曲的一面，類似的爭執和詐騙不斷侵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更泯滅人的良知。路過的途人都因為以往的判例而害怕惹官非上身，選擇不伸出援手，冷眼旁觀，最終導致慘劇一再發生。社會心理學中有一現象稱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 ─當一個人在其他人在場時，往往會較不願意出手相助，旁觀者愈多，提供協助的機會愈低。當大家都發現其他人坐視不理的時候，便更加不敢輕易出手，以免有詐。另一個關鍵在於法律制度欠完善，未能保障協助者不會惹上麻煩，於是造成撞車黨等「碰瓷」詐騙橫行無忌，卑劣地利用人的同理心謀利。根據內地法律，若控辯雙方都沒有足夠證據，法官可運用自由裁量權，即根據自己的操守和良心以判斷責任誰屬。然而，法官權力是否過大也一直成疑。讓人民重拾良知，關懷別人的不幸，發揮同情心，大前提是重建一個具保障的社會制度，否則長遠下去，只會造成人的心靈和精神的潰敗。我們要問自己一

聲，我們甘願生活於這個人人被逼冷酷的社會當中嗎？

 

不過，法律並非完美，況且引用法學家吉歐‧耶林內克 (Georg Jellinek) 的話：「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縱使你沒有犯法，也不代表你合乎道德；人民的道德修養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善。編劇鄭廸琪不甘於純粹反映社會現象，而是希望由此作引發更多道德思考。如何在扭曲的社會當中尋找並堅信自己的做人原則，是編劇在劇中另一探討的重要課題。何謂好人？何謂有道德？何謂善惡？本著好心，又會否好心做壞事？

 

《好人不義》初段描述牧師張宇受老婦陳喜的誣告而苦惱，於是向昔日好友律師何昌求助，豈料何昌主張賠償了事，張宇自然不服氣。但劇情發展在中段出現逆轉性的改變，何昌掌握了有力證據證明張宇的清白，他更希望藉此案件「打大鱷」，抽起整個詐騙集團，並教訓不公正的法官以及控方律師，問題是原告人陳喜將會淪為「打大鱷」所犧牲的棋子，需要坐牢，而與她相依為命的患病丈夫亦將無人看顧。若果你是張宇，你會讓何昌「打大鱷」而犧牲陳喜嗎？讓我們嘗試從倫理學角度切入《好人不義》以衡量道德原則的依據。若以「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代表人物謝洛美‧邊沁(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最大幸福原則」(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來衡量，我們應以讓最多人獲得最大幸福為原則來決定行動。選擇犧牲陳喜，換來的可能是整個詐騙集團連根拔起。陳喜及丈夫雖然會因此而受苦，但既然有可能會換來詐騙集團的瓦解，以及有望整頓社會風氣，整體來說效益似乎比這兩個人的福祉更大。不過，效益主義有個先天缺陷，就是容許犧牲少數人利益去服務大多數人，弱勢社群如陳喜夫婦，自不免淪為犧牲品。然而，張宇卻不忍心讓陳喜受罪，他的仁慈之心，會否是婦人之仁，好心做壞事？他好憐憫又會否只是向惡勢力屈服？

 

除了衡量行為帶來的後果來判斷道德之外，還可作其他方面的衡量。張宇質疑何昌反控告陳喜是為了報復，滿足自己的私心。其質疑是針對何昌行為的動機(Motive)，所以張宇考量道德，不僅限於結果所帶來的影響，更以行為的出發點以衡量何昌的行為孰善孰惡。縱使結果可能帶來正面影響，但張宇認為若果動機不純正，亦不應視作為道德。這就像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義務論」(Deontology) ─ 他認為一個動機應該包含一種「善意志」(Good Will)，而且行為的準則應具有普遍性，不能隨著個人的傾向、慾望和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何昌本來認為這場官司贏的機會是零，所以主張賠償了事，到掌握證據後便一改作風。若果何昌遵循義務論的話，那麼無論贏面大小，他伸張正義的行為都應該貫徹始終。但是人又怎可能毫無私心？我們又如何確實求證一個人行為背後的動機？

 

法理？還是人情？身為牧師的張宇捲入風波之中，宗教又能否給予他答案？《聖經》的《彌迦書》六章八節寫道：「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行公義，即依法行事，大公無私；好憐憫，即愛心關懷，為人著想。行公義與好憐憫是否不能兩全其美？生活在不完美的世代下，我們又應該秉持怎樣的道德原則才能做一個真正好人？如果你是張宇，你會怎樣選擇？

 

《好人不義》牌面上是一齣思辨論證的戲，然而仔細察看，還可以發現一份編劇對社會的關懷，實屬難得，讓整齣戲不僅成為一種社會控訴或純道德理論的討論。首演時，在導演精心安排下，整個演區在演出完畢後變成一個展覽裝置，展示了不同法律條文和基層生活狀況的照片，正正是延伸了《好人不義》的社區關懷精神。這與牧師張宇不只重視是非對錯，更具備人文關懷的精神互相呼應。從劇場走進社區，當我們看著身處的城市，我們能夠看到更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