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侶》：對話，無止境的隔閡

在對話失效的時勢看《叛侶》，我特別關注到當中的語言失效，人與人之間變得廢話連篇，沒有一句是為了與對方溝通而發的吊詭。說話沒有起任何作用，情侶如是，香港如是，社會現實如是。背景不重要，結局不重要，是誰扮演誰不重要。自殺是幌子，失蹤也不是重點，愛情倒真的變得無色無味無形無效。而關係呢？正中要害的，是與人同在時仍然隱隱約約的那份疏離感，愈接近卻愈遠離真相，愈有陌生感；愈渴求親密，愈崩離割裂。

 

愛是甚麼？這千萬年以來人類皆未能回答的提問，這齣舞台劇呈現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無愛偏要戀」的狀態，任何關係沒有保證、沒有延伸、沒有盼望，會是怎樣？一隻鞋、三部分的戲、五對情人，本來沒有多大關聯的，像蝴蝶效應，一旦對話發生了，就被 牽扯入莫名的溝通艱難的漩渦裡。一隻高跟鞋，一隻靴；一封信，一通電話 ─ 前者象徵行走、離開，後者象徵溝通、連接。事不關己，卻不斷討論；事既關己，言猶在耳，卻置若罔聞。錯置的時空，失去的關係，出走的情人─整個劇場，彷彿沒有太具體的行動，沒有高潮，但處處都是張力矛盾，彷彿翻揭很多未能解決的問題，又彷彿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問題。很多問題，似乎無疾而終。

 

從一開始，編劇像上帝，締造這場矛盾，把觀眾置身事外，又彷彿比當事人知道得更多，但這也是觀眾心理期待最痛苦的所在。兩對「偷食」的夫婦於同一晚發生一夜情（其中一對最終懸崖勒馬，可是心理上早已出軌）。他們的對白彼此似在呼應、暗示、回答、質詢自己，觀眾或許會產生幻覺，他們在不同空間，在向對面那正出軌的伴侶質詢。夫婦之後在一起時，又在彼此探摸與閃躲中，出現了類似的通感和應。再而兩男、兩女無意中相遇，在建立一種幾乎貼近交淺言深的狀態，卻摸底揭露了對方曾與自己伴侶有一手，這是何等的頹唐。

 

觀眾又再一次成為最知情的旁觀者，也同樣是受騙者，因為編劇似乎沒有準備讓觀眾移情投入。大量戲劇對白，表面上跟對手講話，同時又有點像夢囈般的自言自語，彷彿是向觀眾敍述自身的對白。可是由於有時角色是在講述自己的想法，或直覺反應，變相有些部分出現類似對位敍述（counterpoint narration）的情況，像有一種說法，利用人物的想法拉開劇情，拉遠焦點，明明現實是衝突失望，卻把它搬弄成笑位和錯覺的調劑。第三部分，心理醫生Valerie的丈夫，是她輔導對象的現任情人。一段三角關係，通過輔導場景和電話留言的交疊呈現，這種近似對位敍述更為明顯，自然地淘汰了輔導室場景裡的嚴謹和專業，觀眾到底要相信誰？這種對角色的嘲弄，對觀眾心理期待扭轉的方法，抵銷了本來不真實的巧合和機遇。導演要求演員用怎樣的風格演繹對白，亦是十分關鍵。看過一些外國劇團演繹，有些色慾場面，舉手投足，大鳴大放；有些則把人物行動收斂，對話成為主要的內在行動，這便是挑戰演員的戲劇感和內在力量的時候。導演在處理時，又會否加插香港當下的背景？把英語對白翻譯成港式對白後，怎樣保留原文因語序所產生的敍述效果，而不至過於離地？這是對導演和演員的期待，也是這劇本為甚麼不斷吸引不同地域的劇團翻譯並演出的原因。

 

劇名翻譯成《叛侶》，背叛和情人的忠誠，相信就是這次演繹的指涉。愛裡必然包括信任，情侶太容易講愛，卻不講信任，愛和信任是伴侶的「倚天」「屠 龍」，缺一不可。我們不能只宣諸於口而沒有真情實感的愛。港人平日聽得太多大量政治宣言，人人都說愛香港，這種集結式、口號式的話語，經常缺乏質感。人釋出的話語像錄音機，沒有調整機能，沒有接收能量，行為上卻是不斷的傷害，愛，便無法令人信任。

 

情緒智商的專家常常鼓勵人表達感受、表達愛。前提是，我們先要切切實實懂得自己感受。劇中人忖度情人的愛，懷疑自己愛的分量，或愛本身可以堅持多久，說穿了，是懷疑自己。人類的感受細密和幽微，有時混濁，有時清空，更多時是錯綜複雜。自己也難於對自己的愛描畫清楚，更何況用說話釐清？文學、戲劇的功能（雖然藝術是超功能的，不以功利為本相）也包含這種細膩的捉摸。愛不是從對話發生，亦因為這種難以發生的無色無味，信任更是無法輕易抓緊。所以澳洲導演Ray Lawrence改拍成電影 Lantana，中文譯名是《愛情無色無味》就是這個意思。

 

劇中第二部分是嚴重的溝通迷障。每個角色把自己的情感或事情的來龍去脈塞給對方或者觀眾，但任何一方的呼求從未被回應。在他們每個人口中的敍述，都可以是一場場戲劇性行動，但編劇要求演員把戲劇性行動講出來，而不是演出來，這種失敗的溝通，表面上交代劇情或背景，但實際上更加強了吊詭和懸念，這種把對話雙方的思緒、掙扎加疊摻和的情況，理性對話額外顯得荒謬。社會很多標榜所謂理性對話，但在多元的社會裡，理性往往變成否定情緒反應，為情感區域劃界線的藉口。缺乏同理心和情感的介入，細緻敏銳的情緒不受尊重，造成更多溝通的障礙。觀眾多少會從這齣劇體會到，愛和信任、背叛和罪，不能用理性來闡釋。正如觀賞此劇時，完全理性根本不可能；觀眾必須想像，對白背後，角色對自己所劃的思想界限，他所說的，他也不曉得。

 

劇名Speaking in Tongues對我來說，自然聯想到聖經裡的方言。方言的產生來自人類的驕傲，野心建設巴別塔（Tower of Babel），自比天高，與上帝同等。結果上帝改變了人類口音，以方言使人類的溝通再不是必然，必須經過學習。方言的障礙又使人產生無止境的隔閡，直至我們承認個人不能頂替全知全 能的上帝。另一說法，方言是神賜給祂的信徒恩賜，是天使的話語，我們不知道方言在說甚麼，只知道使用方言祈禱便可直達天庭。這種神學理解與劇中人的悵惘有點共通，就是彼此言語不通，仿似自言自語也不知自己說甚麼，只有愛他的人才讀通方言。台灣劇壇曾把此劇譯成《言舌》─ 舌頭上的言語，誰最清楚？對話，你說變得何等神聖！聖經《雅各書》說，舌頭雖然是身體上一個小小的部分，卻能大大地自誇。像那麼小的火，能點燃那麼大的森林！這個劇名和這劇的手法，不知是否想勘探這座森林。

 

最後，為免劇透，我只能提醒，此劇以對話的內在心理為主線，觀眾必須學習預備直面幾項觀戲的挑戰：

 

第一、對白不時對觀眾情緒和判斷加強控制，誤導你誤判關係，這是另一種背叛本身。所以看任何戲，也不必盡信角色在講真相。對白是用來引導你進入， 或對抗某種狀態。現實如此，戲劇如是；

 

第二、對話既然不達至溝通的果效，必須承認對白的模糊性和虛假。這個敍述對白抑或戲劇對白難分辨的劇本，獨白也好，自言自語也好，對白的非合理性，倒更要期待演員把內心行為演出來，不是講出來。戲劇如此，現實更加如是。

 

這齣早在澳洲成名的劇作，會否對當下香港人心釋出某些善意的忠告，拭目以待。如果你已經不相信的話，你還有勇氣拿出信任，繼續面對自己，否決一切用對話包裝而拒絕介入情感關注的溝通嗎？雖然這是無關宏旨的。

澳洲雪梨大學哲學博士。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創會委員及現任董事、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創會主席。曾於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等院校任教。香港藝術發展局民選委員及文學委員會主席（2014-2016），現為該局藝術評論委任評審員。2018年香港教育大學駐校作家。出版文學作品多部，著有藝評集《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編《香港文學的六種困惑》。創辦中學生雜誌《珍珠奶茶》，深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