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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教育下的世代紛爭 — 剖析《原則》的衝突面（2020）
郭永康編劇的《原則》，劇中校長與師生因為新校規而角力，引發一場又一場的校園風波，不但透視出規訓教育賦予學生的巨大壓力，亦可見現今學生已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標準。而一眾角色堅執於個人的立場，令事情愈鬧愈大，足見世代紛爭愈趨激烈。
衝突為《原則》之本
《原則》甫開場即火花四濺：學生成績下滑、學校收生表現變差，促使校董會委任凌芷為新校長。她到任後即為學校訂下了連串校規：學生在操場運動必須穿著體育服，否則記過；早會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朝例行公事，令學生苦不堪言⋯⋯其雷厲風行的處事方式，令師生均難以接受。
衝突（conflict），無疑是劇中最主要元素。愛爾蘭 劇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嘗言：「有衝突才有戲劇」（no conflict, no drama)，說明戲劇因為有了衝突而激發張力，引人追看，而《原則》的衝突面更可謂內外兼備。五名主角 ─ 新校長凌芷、副校長陳賢、訓導主任蔡霖、學生會會長傅佩 晴和領袖生隊長梁健博立場不一，令全劇不只是純粹世代間的對立，同時亦反映同代中的相異價值觀。
規訓取代溝通 新主老臣角力
新校長凌芷主張從嚴治校、罰則貫徹始終，認為這樣可以減少課外活動，提升學生成績。另一邊廂，副校長陳賢也有自己的「原則」：他不時與凌芷周旋，認為學生年紀尚輕、少不免犯錯，毋須以過分嚴格的校規相待，主張從寬。因此，即使有兩位學生犯了新校規，他也建議訓導主任蔡霖可先警告，再犯才記過。比起罰則，陳賢更著重寬恕和溝通。
想深一層，凌芷事事以罰則為先，並以「改革者」自居，吻合了法國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 《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 th of the Prison) 中的論點：他認為現今的權力機構，如學校、監獄和醫院等，已不再像古典時代般會以酷刑對待犯事者，反而主力以規訓和紀律來 「馴服」他們，練就一個個「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是為「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體現1。 與此同時，擁權者會把其改革自詡為「合理」、「進 步」，悄悄地剝奪人民的自由2。在《原則》中，「學生 在操場運動必須換上體育服」這條新校規看似十分合理，但此舉實質變相令同學少了時間打球，師生因此而吵得面紅耳赤。一條小小的校服規定，正正反映了學校在實踐其「微觀權力」─ 當學生的身體不斷服從這些微小的事情，便會逐步視之為習慣；久而久之，就會被馴服成為奴隸，並屈從於校長以分數為先的體制之內。衝突如斯，也不得不感嘆陳副校一夫當關、力抗規訓魔掌之難！
昔日秩序失效 學子盲從不再
在《原則》中段，陳副校帶領的長跑隊隊員於校外練習時意外受傷，凌校長意欲問責，將陳賢調向友校。 師生認為凌芷想藉此機會趕走反對勢力，完成其高壓統治。訓導主任蔡霖連同其他老臣子不滿；學生會會長傅佩晴也鼓動同學抗爭，執意以群眾壓力逼使凌芷下台。師生看似同心協力，但背後其實反映了世代間的矛盾。
對凌芷早有不滿的蔡霖先把陳賢遭調校的消息洩露，惹來陳賢怪責他唆擺學生抗爭。當凌校長面對激動的學生代表傅佩晴，也質疑她是否被老師利用。由此看來，陳賢、凌校長和蔡霖確實有著老師的典型想法 ─ 學生仍是年少無知，他們的舉動會受老師影響。往昔，老師的確是權力的表現，其權力不但從規訓、也從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建構。在資訊不流通的年代，知識是從上而下傳授的；只需要一本教科書、一枝粉筆，就能讓師長永遠「博學」、學生永遠 「無知」。
不過，時代已經轉變，尤其在資訊爆炸、社交媒體盛行的當下，知識從單向輸送變成多點接收，人人亦可隨時發聲為意見領袖，過往一言堂家長式的威權管治已難令學生信服。在《原則》中，即使蔡霖確實有心煽風點火，參與抗爭的學生又豈能說是純粹盲從？傅佩晴雖與蔡霖同一陣線，反對陳賢被凌校長逼走，但她身為學生代表參與抗爭，是認為凌芷的「管治」使學生變成「監犯」，透露出其抗爭的個人意志。就凌芷未有諮詢就調走陳賢，傅佩晴亦對此感到不滿，編劇可謂寫出了新世代追求事事公正、以至對校政管理透明化的願望。
抗爭各有執念 手段對錯難辨
因此，若果我們仍以師長姿態自居，對學生凡事小心看護，未免太小看他們對社會的理解。今日的學生一方面不會盲從威權，甚至意圖打倒威權；然而，他們也同時對於手段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所警惕。譬如領袖生隊長梁健博，就曾反對傅佩晴以罷課脅迫校長；他認為即使學生不滿凌芷，也不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在劇中，凌校長與梁健博兩人就曾討論哈佛大學哲 學教授Michael Sandel 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中一 個著名例子：四名美軍在前往捉拿恐怖分子的途中撞見牧羊人。為確保任務能秘密進行，他們必須殺掉牧羊人，但在道義上，美軍又認為牧羊人實屬無辜。 如果你是美軍，又會如何抉擇？換著是凌芷，固然會為大局而狠下殺手；傅佩晴看似站在弱勢一方，卻也不見得會放生牧羊人 ─ 她一旦鼓動同學罷課，就會影響學校運作，難道也不是與凌芷一樣不擇手段？ 在決定「殺」與「不殺」之間，梁健博陷入了道德掙扎，亦衍生出與傳佩晴在手段上的分歧。
此情此景，使《原則》超脫了教育議題，轉入倫理學和法學的討論。法治的最高層次為「以法達義」，必須以法律彰顯公義、人權和自由3。今日社會上有以「公民抗命」為由的呼聲，認為政府漠視人民訴求，在制定指引或法制時有所側重，造成不公；他們在「有冤無路訴」的情況下，甚至以非常手段作為出路。然而，當中有一種道德兩難：究竟人能否為達「公義」而犯法、甚至犧牲他人利益？這種為「公義」付出的所作所為又應否予以懲罰？這些恰恰也是近年社會不斷爭拗的命題。《原則》所講的也是同出一轍：它並非單純地寫出相異教育原則的對抗；在聚焦梁健博與傅佩晴兩位學生領袖的對立時，劇作更顯示了同一派系對手段理解的落差，存在他們中間的道德矛盾。
教育與社會 同樣貴乎選擇
凌芷：陳副校，到底人需要嘅係一個點樣嘅社會？
陳賢：應該掉返轉嚟講，呢個社會需要嘅係一班點樣嘅人。
《原則》裡的老師和學生們都秉持相異理念，衝突由此發生。陳賢和凌芷身為衝突的風眼，其上述對白，就輕輕點出了全劇的核心：教育，其實與政治無異，同樣需要持份者去「選擇」─ 而這種選擇，並非純粹指手段上的偏好；它更加直指當權者的心態和目標。陳賢在劇末的「身教」就如播下種子；社會上眾多傅佩晴和梁健博，將來又會得到怎樣的「灌溉」？ 各「辦學團體」與「校董」也不妨反思，作出「選擇」。
衝突為《原則》之本
《原則》甫開場即火花四濺：學生成績下滑、學校收生表現變差，促使校董會委任凌芷為新校長。她到任後即為學校訂下了連串校規：學生在操場運動必須穿著體育服，否則記過；早會由每星期一次改為每朝例行公事，令學生苦不堪言⋯⋯其雷厲風行的處事方式，令師生均難以接受。
衝突（conflict），無疑是劇中最主要元素。愛爾蘭 劇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嘗言：「有衝突才有戲劇」（no conflict, no drama)，說明戲劇因為有了衝突而激發張力，引人追看，而《原則》的衝突面更可謂內外兼備。五名主角 ─ 新校長凌芷、副校長陳賢、訓導主任蔡霖、學生會會長傅佩 晴和領袖生隊長梁健博立場不一，令全劇不只是純粹世代間的對立，同時亦反映同代中的相異價值觀。
規訓取代溝通 新主老臣角力
新校長凌芷主張從嚴治校、罰則貫徹始終，認為這樣可以減少課外活動，提升學生成績。另一邊廂，副校長陳賢也有自己的「原則」：他不時與凌芷周旋，認為學生年紀尚輕、少不免犯錯，毋須以過分嚴格的校規相待，主張從寬。因此，即使有兩位學生犯了新校規，他也建議訓導主任蔡霖可先警告，再犯才記過。比起罰則，陳賢更著重寬恕和溝通。
想深一層，凌芷事事以罰則為先，並以「改革者」自居，吻合了法國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 《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 th of the Prison) 中的論點：他認為現今的權力機構，如學校、監獄和醫院等，已不再像古典時代般會以酷刑對待犯事者，反而主力以規訓和紀律來 「馴服」他們，練就一個個「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y)，是為「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體現1。 與此同時，擁權者會把其改革自詡為「合理」、「進 步」，悄悄地剝奪人民的自由2。在《原則》中，「學生 在操場運動必須換上體育服」這條新校規看似十分合理，但此舉實質變相令同學少了時間打球，師生因此而吵得面紅耳赤。一條小小的校服規定，正正反映了學校在實踐其「微觀權力」─ 當學生的身體不斷服從這些微小的事情，便會逐步視之為習慣；久而久之，就會被馴服成為奴隸，並屈從於校長以分數為先的體制之內。衝突如斯，也不得不感嘆陳副校一夫當關、力抗規訓魔掌之難！
昔日秩序失效 學子盲從不再
在《原則》中段，陳副校帶領的長跑隊隊員於校外練習時意外受傷，凌校長意欲問責，將陳賢調向友校。 師生認為凌芷想藉此機會趕走反對勢力，完成其高壓統治。訓導主任蔡霖連同其他老臣子不滿；學生會會長傅佩晴也鼓動同學抗爭，執意以群眾壓力逼使凌芷下台。師生看似同心協力，但背後其實反映了世代間的矛盾。
對凌芷早有不滿的蔡霖先把陳賢遭調校的消息洩露，惹來陳賢怪責他唆擺學生抗爭。當凌校長面對激動的學生代表傅佩晴，也質疑她是否被老師利用。由此看來，陳賢、凌校長和蔡霖確實有著老師的典型想法 ─ 學生仍是年少無知，他們的舉動會受老師影響。往昔，老師的確是權力的表現，其權力不但從規訓、也從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建構。在資訊不流通的年代，知識是從上而下傳授的；只需要一本教科書、一枝粉筆，就能讓師長永遠「博學」、學生永遠 「無知」。
不過，時代已經轉變，尤其在資訊爆炸、社交媒體盛行的當下，知識從單向輸送變成多點接收，人人亦可隨時發聲為意見領袖，過往一言堂家長式的威權管治已難令學生信服。在《原則》中，即使蔡霖確實有心煽風點火，參與抗爭的學生又豈能說是純粹盲從？傅佩晴雖與蔡霖同一陣線，反對陳賢被凌校長逼走，但她身為學生代表參與抗爭，是認為凌芷的「管治」使學生變成「監犯」，透露出其抗爭的個人意志。就凌芷未有諮詢就調走陳賢，傅佩晴亦對此感到不滿，編劇可謂寫出了新世代追求事事公正、以至對校政管理透明化的願望。
抗爭各有執念 手段對錯難辨
因此，若果我們仍以師長姿態自居，對學生凡事小心看護，未免太小看他們對社會的理解。今日的學生一方面不會盲從威權，甚至意圖打倒威權；然而，他們也同時對於手段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所警惕。譬如領袖生隊長梁健博，就曾反對傅佩晴以罷課脅迫校長；他認為即使學生不滿凌芷，也不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在劇中，凌校長與梁健博兩人就曾討論哈佛大學哲 學教授Michael Sandel 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中一 個著名例子：四名美軍在前往捉拿恐怖分子的途中撞見牧羊人。為確保任務能秘密進行，他們必須殺掉牧羊人，但在道義上，美軍又認為牧羊人實屬無辜。 如果你是美軍，又會如何抉擇？換著是凌芷，固然會為大局而狠下殺手；傅佩晴看似站在弱勢一方，卻也不見得會放生牧羊人 ─ 她一旦鼓動同學罷課，就會影響學校運作，難道也不是與凌芷一樣不擇手段？ 在決定「殺」與「不殺」之間，梁健博陷入了道德掙扎，亦衍生出與傳佩晴在手段上的分歧。
此情此景，使《原則》超脫了教育議題，轉入倫理學和法學的討論。法治的最高層次為「以法達義」，必須以法律彰顯公義、人權和自由3。今日社會上有以「公民抗命」為由的呼聲，認為政府漠視人民訴求，在制定指引或法制時有所側重，造成不公；他們在「有冤無路訴」的情況下，甚至以非常手段作為出路。然而，當中有一種道德兩難：究竟人能否為達「公義」而犯法、甚至犧牲他人利益？這種為「公義」付出的所作所為又應否予以懲罰？這些恰恰也是近年社會不斷爭拗的命題。《原則》所講的也是同出一轍：它並非單純地寫出相異教育原則的對抗；在聚焦梁健博與傅佩晴兩位學生領袖的對立時，劇作更顯示了同一派系對手段理解的落差，存在他們中間的道德矛盾。
教育與社會 同樣貴乎選擇
凌芷：陳副校，到底人需要嘅係一個點樣嘅社會？
陳賢：應該掉返轉嚟講，呢個社會需要嘅係一班點樣嘅人。
《原則》裡的老師和學生們都秉持相異理念，衝突由此發生。陳賢和凌芷身為衝突的風眼，其上述對白，就輕輕點出了全劇的核心：教育，其實與政治無異，同樣需要持份者去「選擇」─ 而這種選擇，並非純粹指手段上的偏好；它更加直指當權者的心態和目標。陳賢在劇末的「身教」就如播下種子；社會上眾多傅佩晴和梁健博，將來又會得到怎樣的「灌溉」？ 各「辦學團體」與「校董」也不妨反思，作出「選擇」。
1 譬如，監獄會制定犯人的作息時間表，控制他們起居生活的節奏。囚犯的身體習慣了這種作息的時候，也就潛意識地接受了背後的權力關係。
2 參見賴俊雄：〈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文化研究@嶺南》，第3期，嶺南大學出版，2007年一月。載於http://www.ln.edu.hk/mcsln/3rd_issue/pdf/key_concept_01.pdf
3 法律學者戴耀廷曾撰文解釋「法治四層次」。參見戴耀廷：〈為何公民抗命可與法治兼容？甚至對法治有益？〉，《端傳媒》，2017年8月25日。載於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825-notesbennytai-ruleof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