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團員大結局》：如有雷同　實屬不幸

某天散場後，我離開小劇場時，撞見兩個藝術團體的藝術總監在近處的偶遇。較小型團體的藝術總監向較大型藝團的藝術總監打招呼謂：「老闆，你好！」大團的總監火速回應說：「我打工架咋！」我聽後，內心涼了半截，那管是寒暄謙卑語，「打工」二字竟出自超高薪的藝術總監的嘴巴，若不是反映了他做事的態度，就是揭示他用甚麼心境從事藝術創作的事業！剎那間，我更加懷念張洛奇。張洛奇沒有香港納稅人資助的高薪，在戲劇藝術的創作路上的想法和技法更沒有出人意表的天分，欠缺身為劇團統帥的魅力。但是，他卻擁有一顆真正善良的心，盼望透過身體力行的堅持與努力，相信終可感動劇團的每位成員，成為劇團的向心力，團結各人，共同突破藝術的框框，努力創作。能抱有此股力量，畢竟跟他對藝術有信念，而不是只帶著「我打工架咋！」的心態做藝術工作有關。張洛奇是誰？他就是《美麗團員大結局》劇中主角Rocky。

 

要閱讀《美麗團員大結局》這齣作品，觀眾不可以單純從喜劇的面向閱讀。事實上，用喜劇這手段，很多時都是一個幌子，恰如俄羅斯戲劇大師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 1809–1852)─直堅信要有「笑」的力量，他在《世界通史教學方案》（1834）中表示：「那些能笑的人，就能從自身的經歷中得到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洗滌，喜劇進行的戰鬥不是僅為了暫時的自由，而是為了靈魂的自由。」賴聲川《暗戀桃花源》（1986）如是，三谷幸喜《笑の大学》（1996）也如是。故此，當觀眾細味這個說法的時候，就能明白到我為甚麼在聽到一句「我打工架咋」內心瞬間憶起張洛奇！但是，他到底為了甚麼而「戰鬥」呢？很明顯，他率先要面對的主要對手是「時代改革」，其次要應對的勁敵是「自己的平庸」。

 

身為「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我們無時無刻都要面對時代改革的問題，那管你來自哪個領域，彼此都要正視「命運共同體」的現象。執掌藝術團體的靈魂人物就更加需要與時俱進，因為這是引導民眾思考的行業，劇團要員如無法「見眾生」，老實說，展演的作品很難做得好！即使要員知道這關鍵，他面對眾生（觀眾）時又以甚麼態度面對？這湊巧是這劇本的重要主題：工作態度和公司的危機管理。所以《美麗團員大結局》這齣作品其實可歸納為「職場類型」，類似被稱為「工薪階層教科書」的韓劇《未生》（미생，2014）及日劇《我要準時放工》（定時で帰ります，2019）的港版混合體。

 

在角色的工作態度上，編劇陳敢權描寫得非常立體，令我聯想起一個古希臘時代的小故事─某天，路人甲看見三個石匠，每天汗流浹背工作，專注地切割石頭，領取相同的薪金，祂問這些石匠：「你們切割石頭是為了甚麼呢？」首位石匠：「當然是為了賺錢啊！」另一位石匠：「我工作是為了將來成為技術高超的石匠。」而最後一位石匠：「我現在切割的石頭，以後會變成宏偉教堂的基石，鎮上的人未來數百年都會繼續造訪這座教堂。我很高興能夠從事這份工作。」在陳敢權的這個劇本裡，除了藝術總監Rocky有最後一位石匠的信念，所有角色抱有的工作態度都是為了賺錢和個人成就，個人十分相信抱有這種態度就只會停滯於「打工」層面。諷刺的是，戲劇藝術是一門「綜合藝術」，不是單憑一位石匠就可以完成，正如電影《少林足球》（2001）明鋒說：「波，唔係一個人踢！」再加諸，團員對藝術總監的輕視、甚至藐視的態度，Rocky要在這氛圍的工作環境下工作，注定是悲劇收場！

 

除了團員的工作態度，公司的危機管理也是Rocky要面對的死局。凡有管理經驗者，該明白被喻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 1909-2005）那舉足輕重的學說。德魯克在著作《管理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1954）中提出「我們之所以不容易忘掉所學，以至於無法快速學習新事物，主要因素是經驗，而非年齡。要克服這一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如何忘掉所學，因此，必須通過知識的獲得來學習，而不是只靠經驗來學習。」這個觀點，正是點出Rocky在管理新思維的概念上，乏善可陳，他一心認為管理就是「我對你好，你對我好」，以為只要對大家「好」就可以「齊心而事成」，卻沒有考慮到每位團員抱持的工作心態，更遑論知曉甚至執行「知人善任」、「人盡其才」等不同的道理。值得注意是，編劇陳敢權認為，迫使藝術總監Rocky走上不歸路的並不是外在環境因素，而是他無法面對自己的平庸。他在遺書中寫下 At my wit’s end 並不是「走投無路」，而是「江郎才盡」！編劇清楚表明Rocky自覺「無能」才自尋短見。編劇選用悲劇對付藝術總監，把喜劇還給觀眾的情操，是值得尊重和欣賞。

 

劇本另一個面向是描寫香港的劇場生態及經營環境，故事中的劇團並沒有得到特區政府給予公帑資助，因而毋須受到政府設立多個委員會及香港納稅人的監管，導致劇團監製扭盡六壬尋找劇團的生存空間，洽談各形各色的贊助計劃，當中當然不乏依賴植入式廣告，令一直高舉藝術價值的藝術總監感到矛盾。要平衡這種矛盾，編劇寫了一段很精彩的「香蕉蛋糕」比喻，透過藝術總監觀點來影射香港觀演關係的狀態，值得大家再三思考。藝術總監如是說：「觀眾只係鍾意食香蕉。但係我哋賣嘅係蛋糕。咁，點呢？我哋第一步咪整香蕉蛋糕囉。咁，等觀眾慢慢接受咗我哋尐蛋糕口味，如果我哋真係叻嘅，以後就靜雞雞咁減少香蕉嘅成分，等佢哋一樣受落。咁，至係改變吖嘛！你哋第一日就用尐蛋糕掟落尐觀眾度，佢哋點會接受呢！？」

 

上述的觀點，某程度上反映了客觀的現象，細味這現象的基礎，箇中有其受限性，局限於劇團所接觸到的觀眾群的特性。個人認為，觀演的關係從來都不是單向式的供求關係，兩者必須要有共生、共長、共存及互動。若藝術工作者只顧及「提供服務」而忘記需要與觀眾「對話」，他們的作品即使充滿熟練的技法，終歸也是虛有其表，無法在觀眾的內心留下丁點的迴盪，欠缺情感的交動與靈魂的提昇。無奈兼可悲的是，曾親耳聽聞有位藝術總監向團員清楚表示：「我們不談政治！」這種迴避式的選擇性「對話」，莫說摧毀創作自由的崇高理想，在當下全球社會發展的勢態下，仍玩「閃避球」？不是鴕鳥，就是扮傻，刻意將生活與政治分割。嗯，這正是如假包換的「我打工架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