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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共同體的陷落與再臨： 談《醫．道》的改編
Rober t Icke的《醫．道》（The Doctor）改編自1912年由奧地利劇作家Arthur Schnitzler 發表的Professor Bernhardi。因劇中角色為猶太人，亦牽涉反猶主義，當年遭奧地利禁演，首演只能在柏林進行。2019年Icke的版本，將身分認同的議題放置於更大的脈絡下檢視，包含種族、性別認同、專業資格及宗教等等。對照這兩個創作，正正展現這一百年間世界的改變。
當代獵巫直播
雖然主角Bernhardi由男性改為女性Ruth Wolff，但當中獵巫1 的設定並無改變。Ruth作為一名女性擔任大機構的高層，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及性別平權，然而Ruth身處更緊密而龐大的網絡世界，被仔細審視或批判的程度，可能比百多年前的Bernhardi 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著網絡發展及社交媒體急速佔據人類的生活，每個人都能夠輕易找到發聲渠道，拿著石頭懲罰（心目中的）罪人。當年Bernhardi 受奧地利媒體的抨擊，今日的Ruth很大可能如J.K. Rowling 般被全球過千萬網民「取消」。2 J.K. Rowling 或Ruth如世界上任何人一樣，都會犯錯亦有盲點，但因不當言論而被取消，抹殺一切她／他所建立的成就，公平與否很值得商榷。
最大的癥結在於，縱使Ruth 的個人觀點與信念並非百分百正確，究竟有多少人想去了解及討論它，希望通過溝通而達致共識？抑或是借某人的錯誤而發表個人的言論，甚至發泄不滿？相信電視擂台《大激辯》那一場，正是當下世界的縮影。
標籤與偏見
相比Schnitzler 的劇本關注猶太人的境況，Icke的《醫．道》將更多身分的討論置入劇本，角色設定更複雜：教徒及無神論者、多元種族、性小眾及專業資格等。身分認同政治始於20世紀初，是很多小眾關注的議題，聚焦那些面臨體制壓迫的群體的生活經驗；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種族、經濟、性別等壓迫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保障任何一個群體都受公平對待。Ruth拒絕任何標籤，但她忽視了其身上最大的標籤，就是醫生。直至劇終，她都未能明白她的視角是特定的身分所賦予：＃年長＃猶太裔 ＃白人＃女性＃無神論＃中產階級＃醫生。
Ruth的生活經驗不能代表所有人，但她卻堅信自己絕對正確，由醫療決定、主持會議、用人任命到遣詞用字，她很自信認為是「Crystal Clear」（清清楚楚）。當被四號學者指出Ruth 對其他族群千百年所經歷的壓迫（例如語言上的歧視字眼「Uppity」）一無所知時，Ruth 其實百詞莫辯。Icke 版本以Sami一角——＃年輕＃跨性別女性＃無經濟能力＃學生——來取代原作中Bernhardi 的兒子，正好突顯了Ruth的盲點。她以為身分是一種個人選擇，但Sami所經歷的並非一個簡單的選擇過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壓迫下（Sami 的情人對她行使暴力），依然決定活出自己真實一面的掙扎。這些壓迫及歧視不單見於性小眾，如少數族群、身障人士、基層家庭甚至年齡歧視等等，幾乎無處不在。
台上見到Ruth的盲點，那台下的我們呢？當面對被壓迫者，我們會視他／她的經歷為個人的命運、成敗或選擇，抑或會如劇中談到的「覺醒」（Woke），察覺到體制背後的缺陷？編劇亦巧妙地在選角的規則上，設計了一個引發觀眾疑問的機關。劇本規定在選角時，演員與角色本身需要有一個距離，例如角色是男人的話，可以由女人來演，黑人角色由白人演出等等。編劇沒有點明那個距離，任由團隊發揮：不論年齡、性別、性向、種族、信仰等等的衝突皆可。當劇情一層層推進，觀眾才驚覺一直以為是女性（白人）的角色，原來是男人（黑人）時，在提醒我們，有否被既定的標籤所蒙蔽？「對事不對人」說來簡單，由這小小的設計，編劇迫使我們檢視自己對台上角色有否存在偏見。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熱淚
四號及五號學者的立場清楚指出：自我標籤成為小眾爭取曝光及權利的工具。有趣的是，編劇並非一面倒地支持身分政治的行動策略。演出中段，猶太醫生Copley 激昂的獨白，引導觀眾由猶太人視角重新審視這種標籤的後果。試問世界上有多少個像筆者一樣的：＃略瘦＃異性戀＃中產＃華人＃中年＃大角咀居民＃戲劇構作＃創業者＃社區藝術家？世上能找到另一個我都很難，更何況是醫生？Copley 是位臨床醫生，直面血淋淋的生命及無情的死亡，所以比起標籤，更相信實踐的專業知識。若置個人背景先於專業知識，「由肥醫生醫治肥病人」，不斷把標籤加諸自己身上，將人類分門別類、不斷細分的後果是：人類不再是一個共同體。以當年二戰時的反猶標誌，對照今日的標籤文化，正給我們一記當頭棒喝。二戰結束已逾七十年，當年因著戰爭的殘酷，世界基於對人類共同體的信念，定下一系列維護和平的措施。可惜這些組織正失去它們的影響力：近十年戰爭連連，由敘利亞、俄烏到近年再起波瀾的以巴戰爭，和平組織均無功而還。網絡發展原意是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社交媒體更讓人類得以建立志同道合的社群。可惜任何形態發展到極致，只會是悲劇收場，絕對的個人主義，將人類推向高度自我中心，只講「我」而再沒有「我們」了。
Icke 整體作品結構與Schnitzler 的原作沒有太大出入，但背景設計上有一個很大的改動：伊莉莎伯醫學研究所由一間附屬大學的普通綜合醫院，改為研究認知障礙症的專科醫療機構。人類比一百年前長壽，認知障礙症成為新的「人類殺手」，近代有專科醫療機構出現並非奇事，但為何專研認知障礙的Ruth會擔任Emily 的主診醫生3，成為本劇的一個不解疑團。我們只能相信是編劇的一個藝術上取態，亦是暗喻：「你已經完全不知道你是誰，沒有記憶，沒有過去——沒有你。」，Ruth與神父最後的一席話總結了當代人的危機：人類開始忘記了過去的歷史，曾建立過的普世價值；更甚是忘記了共同擁有的身分、希望和信念。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在一篇評論4 指出，對身分認同的過分追求將引致危機。人類經歷百萬年的演化，身體諸如對愛、對恐懼、對悲傷的自然反應，如心跳加速、面紅耳赤或淚流滿面，是人類這物種共有的，甚至與所有哺乳類動物分享的共同經驗。相比起來，種族或宗教爭議才幾千年的歷史，只是人類這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將身分認同收窄，其實正正拒絕去認真探討人類的真正定義。編劇加入Charlie 這角色，不單為Ruth增添一點情感色彩；最後兩人對話，相信是整個劇本中最純粹的片段；它激起所有人內心深處，對死亡和愛慕，對思念與遺憾的情感共鳴。縱然坐在旁邊的觀眾跟你或許有性向、宗教及階級的分別，但流過的淚，相信是一樣的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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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五世紀開始曾在歐洲和北美洲發生了所謂的「獵巫行動」；現代「獵巫」則指政治迫害或無理攻擊。
2.《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 Rowling 涉及性別議題的推特發文引起討論，被網民抵制，甚至不能出席系列作二十周年的特別節目，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的例子之一。
3. 十四歲的Emily在現今醫學分類下，較大機會被歸入兒科或婦產科。
4. https://time.com/6246269/yuval-noah-harari-questfor-identity/
當代獵巫直播
雖然主角Bernhardi由男性改為女性Ruth Wolff，但當中獵巫1 的設定並無改變。Ruth作為一名女性擔任大機構的高層，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及性別平權，然而Ruth身處更緊密而龐大的網絡世界，被仔細審視或批判的程度，可能比百多年前的Bernhardi 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著網絡發展及社交媒體急速佔據人類的生活，每個人都能夠輕易找到發聲渠道，拿著石頭懲罰（心目中的）罪人。當年Bernhardi 受奧地利媒體的抨擊，今日的Ruth很大可能如J.K. Rowling 般被全球過千萬網民「取消」。2 J.K. Rowling 或Ruth如世界上任何人一樣，都會犯錯亦有盲點，但因不當言論而被取消，抹殺一切她／他所建立的成就，公平與否很值得商榷。
最大的癥結在於，縱使Ruth 的個人觀點與信念並非百分百正確，究竟有多少人想去了解及討論它，希望通過溝通而達致共識？抑或是借某人的錯誤而發表個人的言論，甚至發泄不滿？相信電視擂台《大激辯》那一場，正是當下世界的縮影。
標籤與偏見
相比Schnitzler 的劇本關注猶太人的境況，Icke的《醫．道》將更多身分的討論置入劇本，角色設定更複雜：教徒及無神論者、多元種族、性小眾及專業資格等。身分認同政治始於20世紀初，是很多小眾關注的議題，聚焦那些面臨體制壓迫的群體的生活經驗；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種族、經濟、性別等壓迫形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保障任何一個群體都受公平對待。Ruth拒絕任何標籤，但她忽視了其身上最大的標籤，就是醫生。直至劇終，她都未能明白她的視角是特定的身分所賦予：＃年長＃猶太裔 ＃白人＃女性＃無神論＃中產階級＃醫生。
Ruth的生活經驗不能代表所有人，但她卻堅信自己絕對正確，由醫療決定、主持會議、用人任命到遣詞用字，她很自信認為是「Crystal Clear」（清清楚楚）。當被四號學者指出Ruth 對其他族群千百年所經歷的壓迫（例如語言上的歧視字眼「Uppity」）一無所知時，Ruth 其實百詞莫辯。Icke 版本以Sami一角——＃年輕＃跨性別女性＃無經濟能力＃學生——來取代原作中Bernhardi 的兒子，正好突顯了Ruth的盲點。她以為身分是一種個人選擇，但Sami所經歷的並非一個簡單的選擇過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壓迫下（Sami 的情人對她行使暴力），依然決定活出自己真實一面的掙扎。這些壓迫及歧視不單見於性小眾，如少數族群、身障人士、基層家庭甚至年齡歧視等等，幾乎無處不在。
台上見到Ruth的盲點，那台下的我們呢？當面對被壓迫者，我們會視他／她的經歷為個人的命運、成敗或選擇，抑或會如劇中談到的「覺醒」（Woke），察覺到體制背後的缺陷？編劇亦巧妙地在選角的規則上，設計了一個引發觀眾疑問的機關。劇本規定在選角時，演員與角色本身需要有一個距離，例如角色是男人的話，可以由女人來演，黑人角色由白人演出等等。編劇沒有點明那個距離，任由團隊發揮：不論年齡、性別、性向、種族、信仰等等的衝突皆可。當劇情一層層推進，觀眾才驚覺一直以為是女性（白人）的角色，原來是男人（黑人）時，在提醒我們，有否被既定的標籤所蒙蔽？「對事不對人」說來簡單，由這小小的設計，編劇迫使我們檢視自己對台上角色有否存在偏見。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熱淚
四號及五號學者的立場清楚指出：自我標籤成為小眾爭取曝光及權利的工具。有趣的是，編劇並非一面倒地支持身分政治的行動策略。演出中段，猶太醫生Copley 激昂的獨白，引導觀眾由猶太人視角重新審視這種標籤的後果。試問世界上有多少個像筆者一樣的：＃略瘦＃異性戀＃中產＃華人＃中年＃大角咀居民＃戲劇構作＃創業者＃社區藝術家？世上能找到另一個我都很難，更何況是醫生？Copley 是位臨床醫生，直面血淋淋的生命及無情的死亡，所以比起標籤，更相信實踐的專業知識。若置個人背景先於專業知識，「由肥醫生醫治肥病人」，不斷把標籤加諸自己身上，將人類分門別類、不斷細分的後果是：人類不再是一個共同體。以當年二戰時的反猶標誌，對照今日的標籤文化，正給我們一記當頭棒喝。二戰結束已逾七十年，當年因著戰爭的殘酷，世界基於對人類共同體的信念，定下一系列維護和平的措施。可惜這些組織正失去它們的影響力：近十年戰爭連連，由敘利亞、俄烏到近年再起波瀾的以巴戰爭，和平組織均無功而還。網絡發展原意是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社交媒體更讓人類得以建立志同道合的社群。可惜任何形態發展到極致，只會是悲劇收場，絕對的個人主義，將人類推向高度自我中心，只講「我」而再沒有「我們」了。
Icke 整體作品結構與Schnitzler 的原作沒有太大出入，但背景設計上有一個很大的改動：伊莉莎伯醫學研究所由一間附屬大學的普通綜合醫院，改為研究認知障礙症的專科醫療機構。人類比一百年前長壽，認知障礙症成為新的「人類殺手」，近代有專科醫療機構出現並非奇事，但為何專研認知障礙的Ruth會擔任Emily 的主診醫生3，成為本劇的一個不解疑團。我們只能相信是編劇的一個藝術上取態，亦是暗喻：「你已經完全不知道你是誰，沒有記憶，沒有過去——沒有你。」，Ruth與神父最後的一席話總結了當代人的危機：人類開始忘記了過去的歷史，曾建立過的普世價值；更甚是忘記了共同擁有的身分、希望和信念。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在一篇評論4 指出，對身分認同的過分追求將引致危機。人類經歷百萬年的演化，身體諸如對愛、對恐懼、對悲傷的自然反應，如心跳加速、面紅耳赤或淚流滿面，是人類這物種共有的，甚至與所有哺乳類動物分享的共同經驗。相比起來，種族或宗教爭議才幾千年的歷史，只是人類這故事的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將身分認同收窄，其實正正拒絕去認真探討人類的真正定義。編劇加入Charlie 這角色，不單為Ruth增添一點情感色彩；最後兩人對話，相信是整個劇本中最純粹的片段；它激起所有人內心深處，對死亡和愛慕，對思念與遺憾的情感共鳴。縱然坐在旁邊的觀眾跟你或許有性向、宗教及階級的分別，但流過的淚，相信是一樣的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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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五世紀開始曾在歐洲和北美洲發生了所謂的「獵巫行動」；現代「獵巫」則指政治迫害或無理攻擊。
2.《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 Rowling 涉及性別議題的推特發文引起討論，被網民抵制，甚至不能出席系列作二十周年的特別節目，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的例子之一。
3. 十四歲的Emily在現今醫學分類下，較大機會被歸入兒科或婦產科。
4. https://time.com/6246269/yuval-noah-harari-questfor-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