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蟬，好戲開場
 
        一間旅館，兩個殺手。[1]老牌殺手北越帶著新人菜鳥南越，藏匿在房間內，蹲守目標人物出現。南越一進房間就拿槍指著牀腳：「Check！Check it out！」彷彿胡鬧的惡作劇一般，怪誕的舉止令人發笑。
 
        為何殺人：未知。
 
        殺甚麼人：未知。
 
        唯一知道的是，「組織」有令，九十五分鐘後，目標人物就會出現。於是，我們停留。和兩位殺手一起等待，等待目標人物最後的出場，哪怕我們知道九十五分鐘後就要散場。
 
        明明是來殺人的，卻從天南聊到地北。一會兒吐槽目標人物住二百五十蚊一晚的房間太cheap，一會兒聊麥當勞薯餅的重要性。講英文、唔講英文、講粗口、點解講粗口、點解新奇士橙叫新奇士橙？再到猜枚、溝女、宗教信仰、生命的意義……
 
        從天馬行空的對話間，我們得知北越出身草根，當過電梯學徒，[2]入行十七年，工作勤懇，戰績彪炳。除此以外，家裡還有一個「三十年都係三歲」的弱智細佬。反觀南越，「由幼稚園開始接受英文教育，小學讀喇沙，中學讀佐治五世，大學讀Hong Kong U」，連發夢都在說英文。一開口就是文化人類學、達爾文、阿布拉克薩斯，[3]卻對人類社會失望至極，視殺手為最高境界的出路。
 
殺手有feeling，鐵漢也柔情
 
        兩個背景大相逕庭的人都成世人未溝過女，都鍾意食薯餅。他們無厘頭地相認，成為了Brother。更關鍵的是，南越的說話方式和北越細佬一樣，「一樣咁自給自足……完全唔需要交流。」因著這點，北越這樣的鐵血硬漢[4]才會不自覺地對著非親非故的南越，敞開心扉。
 
        故事繼續進行，出現了一些超現實的情節。北越掀起地板，有一個洞。他爬進洞中，穿過地底隧道，來到房門外。北越打開門，南越的身體也出現了有趣的變化。先是抽筋，其後演變成類似「嚴重弱智」的痙攣，往牆上撞。場面全面失控，北越拿枕頭蓋住南越的頭，拿槍抵著他。此處開出了第一槍。
 
        劇本裡這樣描述：
        「一聲槍響，既巨大而遙遠，   恍似來自天上、地下，但不是人間。」[5]
 
        一時間，竟分不清這是南越因著恐懼而生出的自然反應，還是北越潛意識裡將細佬的形象投射到了南越身上。南越無法接受北越愈發不受控的真情，脫口而出：「殺手都有feeling㗎！」
 
搞Ｘ錯晒
 
        戲到這裡，已近尾聲。還剩七分鐘，目標人物出現，腳步聲滿滿當當二十八個人。葉問在世也不過一個打十個。北越拖出一條繩，命令南越從窗口爬出去，自己則留下來掩護他。他要一個打二十八個。他要南越先走，然後找到他的細佬，「一槍買起佢」，他還特別指名要用枕頭。南越抗議，「我唔可以買起一個細路㗎！」，接著說「我哋一齊去麥當勞！⋯⋯一齊食薯餅！」北越掉進了回憶的漩渦，變得恍惚。就在他要隨著南越一同離開時，組織打來了電話。
 
        北越瞬間恢復清醒，繼續催促南越。南越接起電話，外面的腳步聲愈來愈近，開始一分鐘倒計時。電視出現畫面，氣球從地洞飛昇，南越還來不及開口，北越開出了第二槍，也是最後一槍。而這次，南越是真的倒在了地上。他掙扎著將電話遞給北越，組織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真相大白，情報組弄錯了地址，他們所在的不是旅館，而是一間準備開生日會派對的私人會所。
 
        九十五分鐘過去了，旅館不是旅館，目標人物不會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五顏六色的氣球、華彩的燈光，以及從四面八方而來的生日歌聲。組織的一句「搞X錯晒呀」[6]，南越再沒機會醒來。
 
        如此荒誕、如此可笑。
 
        生死以鏡像的方式反射到現在。哪怕殺人不眨眼的北越拋棄了社會，仍然無法擺脫他的家人去過他自己的生活。南越決意與人類割席，卻無法丟下拍檔，去殺一個三十三歲的細路。就普遍意義來講，他們都是失敗的殺手，因為他們還有人性。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昆蟲系列中，每部作品裡都在對白中明確地點出該題的昆蟲，《螳》除外。可劇作中充斥的各式問題，無一不在扣題：
 

        人們總是向外追求，總是輕易地放過自己。
        螳螂捕蟬。[7]
        誰是螳螂？誰是蟬？
        黃雀在哪？
        子彈穿膛。死的是南越？
        是細佬？還是北越自己？
 
        故事就此結束，一切留待讀者／觀眾想像。興許去麥當勞吃一塊薯餅，就了悟呢？所有問題都不過是一塊薯餅的事。
 
 
[1] 作者按：一說到殺手，腦海裡就浮現出不少經典銀幕形象。從James Bond系列電影，到一手托著萬年青，一手拖著小蘿莉的Léon，再到Pulp Fiction裡大談Cheeseburger的另類殺手，甚或是召妓都付不起錢的凌凌漆。殺手這一職業與生俱來的張力，使得其成為戲劇的常客。有趣的是，Léon: The Professional，Pulp Fiction和《國產凌凌漆》都是1994年上映的電影。不知道94年是甚麼好日子，竟然在同一年有這麼多電影傑作，對老派殺手形象進行了集中的戲仿與嘲弄。
[2] 作者按：Fun fact，據聞潘Sir曾經做過電梯學徒。
[3] 作者按：Abraxas，屬基督教中諾斯底教派的最高神祗。
[4] 作者按：在2000年的初次公演，由黃秋生飾演北越，謝君豪飾演南越。
[5] 潘惠森：《潘惠森劇本集．昆蟲系列：螳螂捕蟬》，香港、台灣：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21年，頁156。
[6] 同上，頁184。
[7] 作者按：該成語典出《莊子》山木篇：「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底線

        《螞》講述了一個有關「底線」的故事。人物名字就是現成的例子：女企堂、茶客陳直、Sales梁有。誰有底線，誰無底線，一清二楚。
 
        先從梁有說起。梁有是一個賣「鐵達尼」牌手錶的Sales。[1]人如其職，sell的只是一舊屎。為了賣出六十蚊一隻的錶，他可以老作故事、誇大宣傳，甚至躲進檯底和企堂玩貓捉老鼠。他甘做「俾人踩，俾人揼，俾人揸都冇所謂嘅一隻螞蟻」。有字下低無一橫，人無底線如斯，也絕不容許別人看他可憐就拿錢打發他。他要憑本事將錶賣出去。
 
        對於陳直，最緊要的就是「飲茶」。而且要relax地一邊睇報紙，一邊飲一壺屬於自己的茶。於是當女企堂隨便地開了一壺普洱，梁有還在一旁騷擾他時，他十分不耐煩。他做人有自己的一套準則：說話要有point，不能被人屈。就算是一壺茶，不是自己點的都不叫做「自己的茶」。
 
        女企堂則一以貫之，她想要的不過是睡眠、休息，換言之，生而為人的尊嚴。
 
搵食

        三人還有一個共同點——「搵食」。
       
        女企堂捱通宵更，捱完一更又一更，是為搵食；梁有賣錶，是為搵食；陳直飲茶，同樣是為搵食。
 
        女企堂的台詞不多（比例上來說），但她身兼數職。對普通人來說，打兩份工，踩通宵更已經逆天了。她更要在女企堂、點心妹、穿著豔麗旗袍的歌女，三個職業間來回穿梭。雖然嘴上說不，但身體很誠實。對於上司的命令說一不二，可謂是當代打工人的真實寫照。返工返到靈魂出竅，精神渙散，還是硬著頭皮上。一種慢性疼痛，反覆折磨著她。
 
        她的每一次出現都提醒觀眾時間正在流逝。諷刺的是，她自己卻活在沒有時間的狀態。因為人要睡眠，於是有了晨昏定省，於是對分秒有了感知。一個沒有睡眠的人，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搵食又有甚麼意義呢？就像編劇在舞台指示寫道：「對女企堂來說，也許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睡覺」。
 
恐懼
 
        梁有憑藉Sales敏銳的觀察力，體察到了陳直內心深處的恐懼。他分析說「理論上嚟講，死亡係唔需要恐懼嘅，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一次，但係佢哋擔心嘅係——喺唔應該死嘅時候死！」這些有一搭沒一搭的對白，終於涉及到了死亡。陳直曾經在澳門何生手下做事，哪怕早餐一人一煲翅，但翅吃進嘴裡是腥的。他躲避的不是不在場的何生，而是何生背後所連帶的一系列隱喻。他辨識出了他最兇惡的敵人。那敵人與茶樓裡，在offstage的黑暗中傳來的廣播聲一脈相承，一環扣著一環。
 
        女企堂被那股聲音形成的環圈實。她摒棄了自身，然而身體發出反抗，呈現畸變。潘毅有句名言：「疼痛的身體不是屈服的身體，而是抗爭的身體。」[2]女企堂毫無來由的笑、尖叫、歌聲以及夢魘都是人類所能達到的極限體驗，是人在承受無法承受之痛苦時發出的嚎叫。她所召喚的是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切膚之痛，正是荒誕的情感來由。《螞蟻上樹》中洋洋灑灑的對白和情節，最終都指向了「人的生存狀態」。
 
        麻雀飛上枝頭變鳳凰不過是口耳相傳的都市奇譚，現實中大部分，還是一點一點的螞蟻上樹。
 
螞蟻
 
        螞蟻是華文裡常見的昆蟲比喻。卡通裡，我們將螞蟻擬人，畫上水汪汪的大眼、小巧的嘴。它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生活裡，我們用「蟻民」自嘲，同時將螞蟻比做工作上的標杆楷模，堅毅而有韌性。何以我們如此相像，又如此相異。以至於在路邊踩死一隻螞蟻，就此毀滅它的生命，也覺得自然尋常。這是一種連人類自己都不會譴責的暴力。我們誇大蟻的生存能力，難以直視它們的脆弱。茶客、sales、企堂就是這樣的小人物，哪怕在小人物之間，還要將彼此分作三六九等。
 
        陳直可以隨意用抹布抹去女企堂臉上僵直的笑容，而毫無愧疚。梁有說自己一日十五個鐘得三舊水還是要當sales，就是因為「可以同自己揸fit！」「鍾意就做唔鍾意就冚旗！」「就算賤都要賤得有feel！」這是他拒絕被支配的底氣。而女企堂不能relax地飲茶，不能拒絕廣播的傳喚，是一個底層得不能再底層的人物。這類人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她／他們沒有太多話語權（這點也集中體現在對白上），被社會分隔開來，又時不時就在你眼前晃盪。折辱她／他們不犯法，又覺得白費氣力。除去赤裸的生命，一無所有。我們看不見她／他們的血，因為我們不曾凝視她／他們呆滯的眼神。
 
        最終，女企堂的畸變愈來愈嚴重。隨著陳直和梁有爭奪時發出的槍響，一躍而上，發出了生命拒絕被支配的呼叫，徹底化身為一隻螞蟻，沿著繩索，緩緩攀升。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全然的異化，一方面又可看作從噩夢中清醒的序幕。
 
小結
 
        時下人們經常說自己返完一日工，「攰到唔想思考。」我也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但也只是說說罷了，思考是不能停的，尤其在當下，不斷問「點解？」、「為甚麼？」，是反覆釐定自我價值和底線的方式。
 
        讀完《螞蟻上樹》的劇本，腦子裡突然浮現了卡繆在《西西弗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又譯作《西緒弗斯神話》）裡的一段話；用這段話為自己枯燥的文字作結，一來賞心悅目，二者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螞蟻上樹》：
 
        起牀，有軌電車，辦公或打工四小時，吃飯，有軌電車，又是四小時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個節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時間輕便易過。不過有一天，「為甚麼」的疑問油然而生，於是一切就在這種略帶驚訝的百無聊賴中開始了。[3]
 
        在荒誕的機械行為中，「為甚麼？」是一種思考，而思考正是開啟一切的序幕。
 
 
[1] 作者按：應是調侃名錶「鐵達時」，以及沉船鐵達尼號。
[2] 潘毅著，任焰譯：《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21。
[3] 卡繆著，沈志明譯：《西緒弗斯神話》，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12。

        這次《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下稱《蟋蟀》）的分享會與前兩次不同，以寫作工作坊的形式開展。原計劃是在話劇團教育中心的一棵大樹下啟程，可惜天公不作美，眾人移師室內。帶領者反其道而行之，將文本擱置一旁，通過提問及圖片撬起聯想的一角，從而進入文本所搭建的世界。
 
        在文章正式開始前，先請讀者打開音樂軟件，播放Don Mclean的Vincent。然後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1. 有沒有一棵讓你印象很深的樹？
        2. 它是甚麼樣的呢？它的質地、它的氣味⋯⋯
        3. 假如它開口說話，會對你說甚麼呢？
        4. 有朝一日，它從你的生命中消失了。你離開了它，或是它離開了你。要你和旁人介紹它，你又會說甚麼呢？
       
        或許會感到疑惑，但是不要緊。讓我們帶著這些不明所以的問題，開啟下文：
 
        繼《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和《螞蟻上樹》之後，《蟋蟀》於1999年出世。作品繼承了契訶夫經典名劇《三姊妹》中處處壓抑的生活境況。故事圍繞父母雙亡的四兄妹展開，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直到某日一隻蟋蟀闖入了他們居住的舊屋。
 
        《三姊妹》中四兄妹對父親死後的鄉村的生活感到困頓，渴望回到莫斯科開始美好生活。身為知識分子的他們既無法安於現狀，又不願意做出任何實質的反抗，只能一天一天看著現實坍塌。在《蟋蟀》中，大佬炳是一個待業的電腦員，三妹冬終日抱著吉他，細妹琦則對生活有戲劇般的幻想。三人都有大學學位，從一開始就不抱任何希望，生活離地，無視家裡的種種異狀。唯有商科夜校，學歷最低的二姐娉不滿足於此。
 
        二姐娉腳踏實地工作，疲憊不堪。她怒吼：「呢度又漏！⋯⋯嗰度又漏⋯⋯補得個浴缸嚟，個馬桶又穿，個洗手盤塞咗永世都冇人整吓佢，你哋唔使去廁所嘅咩？」沒有任何反應。她非但沒有因一次又一次無法與家人產生連結而一蹶不振，反而愈挫愈勇，非要改變些甚麼不可。家人的無視甚至迫使她開始對著觀眾說話。事實上，她根本沒有理由待在這裡，唯一還留在這不走的解釋是——這裡是家。
 
        潘Sir的昆蟲系列常常讓人物處於自言自語的困境。人為甚麼要與人交談？因為孤獨。然而交談無法將人類從孤獨的靈魂中釋放，難道就指望這樣去消滅人的困境嗎？契訶夫《三姊妹》流露的是對時代的感慨，人物就處在新舊交替的夾縫中，他們對當下有著透徹的認知，而未來又高懸於空中閣樓，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相信未來是美好且有希望的。然而這「希望」是經不起推敲的。既然無法改變這個空間以外的天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改變自己。《蟋蟀》用一種形而上的方式尋求解藥。二姐反覆尋找家裡的「水脈」，一心一意要用開了光的桶壓住水脈。她相信只要這麼做，漏水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個家就能恢復正常。娉的偏執致使家人開始留意她的異狀，後面還出現了全家人聚合，伏地聽水脈的盛況。
 
        「我哋唔可以永遠停留喺諗呢個層次…⋯諗，係冇用嘅…⋯我哋要面對佢」。《蟋蟀》的三姊妹和哥哥沒有停留在無望的空想，相反，他們強調「Action」。就如娉對觀眾說的那樣：「我對隻蟋蟀嘅態度其實冇變到。我仍然想消滅佢。我冇放棄過。我等緊。等緊一個機會。」沒有止步於悲戚的過去，也沒有坐等希望到來，而能回歸當下。一家人最終齊心協力將那盆萬年青放在水脈上，家裡的水聲終於靜止。琦說：「我哋從來都未試過溝通得咁好。」溝通的本質不只有語言，更重要的是行動。
 
        昆蟲系列不僅是小人物的故事，還是潘Sir作為劇作家的藝術宣言：「創作唔係天馬行空，唔係天花亂墜，係Action！」創作是以語言為載體的行動。
 
        劇本中出現了Don Mclean的名曲Vincent，歌詞寫道：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歌曲寫的是梵谷，初聽只感到哀傷。世人直到失去「你」，才看見「你」的存在，於是聆聽、於是驚嘆、於是拍案、於是折服。海明威說：「人生最大的遺憾，是一個人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受。」不只是青春，對歷史、對時間、對身邊的人和事，都是如此。這似乎是生命橫亙不變的公式，既如此，我們就停滯不前了嗎？
 
        去行動吧，去創作吧。創作毫無規矩可言，唯獨不能有的是虛偽。潘Sir透過昆蟲系列流露的是對時代的感慨，是對人和生命有血有肉至真切的關懷。如同結尾，伴隨著蟋蟀清晰的鳴叫，娉問觀眾：「你哋聽唔聽到呀？」
 
        現在，再回到開頭的問題，也許你的答案會有所不同。

        人們常說，劇場的語言是日常語言的提煉物。每個劇作家都有自己提煉語言的方法。是次創意寫作坊從《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下稱《曱甴》）的語言著手，分析人物和對白，感受潘Sir筆下人物語言的變奏。
 
        請用五到七分鐘，跟隨以下指引，循著記憶並寫下你的答案。
        1. 最近三天，你問他人的一個問題。（提示：這個人不能是家人）
        2. 最近兩天，你問家人的一個問題。
        3. 最近一天，24小時內，家人問你的一個問題，以及你的回答。
        4. 最近三天，他人問你的一個問題，你的回答是甚麼？（提示：這個人不能是家人）
 
        Time’s up! 
 
        回憶的過程也許很輕鬆，也許很頭疼。像我就幾乎想不起來別人對自己說過甚麼。回到戲劇，這些不起眼的日常如何幫助我們寫作？劇本的語言和日常的語言有何不同？前幾篇文章都反覆提及，人物的自言自語與交流的隔閡是昆蟲系列的一大特色。一切並非偶然，而是劇作家刻意為之的結果。人物各不交會，形成獨立的點，來回遊走。若任由各人物在一個半小時裡自言自語，永不相交，故事便無法推進，只是折磨觀眾罷了。既此，點與點之間必然連著一條隱藏且命定的線。這一點怎樣在劇本語言上呈現出來？
 
        《曱甴》其中一條主線圍繞細芬和她母親四嬸展開。細芬的父親是長期病患，飲食起居都仰賴家人照顧。生活的重擔就這樣壓在兩母女身上。一家三口拮据地生活在狹小的舊唐樓，樓下就是他們家經營的茶檔。為了經濟，女兒十五歲，中學都沒讀完就輟學。煎蛋沖茶收銀倒垃圾，樣樣都得親力親為。兩母女各自斬開兩半，一天24小時還是不夠用。回到家裡，癱瘓的父親，迫仄的空間，時刻緊閉以防父親跳樓自殺的窗。所有東西都無處遁逃，壓力也無處釋放。語言幾乎是唯一的出口，然而這一出口也失效了。
 
        請一口氣讀出下面這些台詞：

        這些話全部出自四嬸之口。僅通過對語言質感的把握，一個教育水平不高，不善於表達，且經常被人無視的暴躁師奶就此顯現。貧瘠的用詞，不愛說陳述句，帶有攻擊性的反問，得不到回應而只懂得單一地重複問題。凡此種種，都體現了一個人物的內在語言邏輯。
 
        語言的重複與精確不一定相悖，恰如其分地使用語言，哪怕重複也應該是深思熟慮下精確的重複。快快慢慢、快慢快慢、慢慢快慢，由此類推。語言的變化組合，形成一段段變奏，在聽覺上也能形成一種韻律，來回遊走。劇本讀起來就像一曲交響樂，有了音樂性。
 
        語言本身並無指向性，通過捕捉不同的人物特性，因應著各自的語言系統邏輯進行對話，抽取組合，精簡再精簡。在對話中，人物因著傳達和接收的信息差，有了各自的詮釋。於是誤解，於是行動，逐漸形成戲劇的場面，張力由得以發生。
 
        早在二十多年前，潘Sir就在訪談中提到香港許多劇團「重視non-verbal的創作方法……彷彿大家都想避開語言」。[1]這並非是在高舉語言，貶抑語言之外的一切，而是提出了語言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值得被重視和挖掘。「昆蟲系列」就是極佳的範例。推動情節、塑造人物、社會氛圍、文學性、韻律，語言不只能看見，還能被聽見。劇場之所以動人，或許並不需要多麼絢爛的技巧，用壯烈的戲劇性手段勾人眼球。
 
        對四嬸、細芬、茶客這些普通市民來說，時代並非一種選擇，殺人也不是日常，轟烈的故事不過是道聽途說，茶餘飯後的談資。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英雄，成為俄狄浦斯。假如我們的生活不那麼壯烈，要如何繼續打動觀眾呢？
 
        不論是Beckett還是Chekov，在這些偉大的名字前，人才是最終目的。不論為自己，抑或為他人。當我們在創作時，捨近求遠地構思曲折離奇的故事，往往會離生活愈來愈遠，看不見平凡生命裡動人的事物。也許轉換思路，回歸事物以及生命存在的本身。通過語言，講述平凡人的故事，沒有大起大落，也足以動人。
 

[1] 方梓勳編：《香港話劇訪談錄》，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0年3月，頁223。

        由於天氣原因，原定於北角碼頭出發的文本散步旅程無奈取消。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家裡聽雨落，某種程度上，也與《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亟欲表達的主題撞了個滿懷。
 
        「昆蟲系列」最後一作《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下稱《蜘蛛》），沒有流動的風景，四個底層小人物聚集在天台原地蹣跚，「小燕」是愛心氾濫的電影茄哩啡，「陳露」則是酷愛鑽研玄學的神婆。「阿督」沒能依照母親的期望成為一名工程師，只能當一個搭棚工人。自稱渠務部東九龍區地下管道一級疏導員「張天」，其實通俗地說不過是「通渠佬」。他們鐵了心要到「對面」去。
 
        沒有前文後理，不知道他們如何結識，又為何出現在這裡，彷彿命運使然。同是底層的他們相聚在舊樓天台，俗語說同一條繩上的螞蚱，他們則是同一張網上的蜘蛛。這一意象始終貫穿，人物行動不依賴情節或戲劇性的衝突，情節上幾乎沒有推動，整齣戲都建基於對話，對白與對白之間也不一定具有緊密的關聯。
 
        《蜘蛛》帶來的荒誕感與《等待果陀》近似，人物身處一成不變的困局，中間穿插蜘蛛、天台、敦煌、冰箱等諸多抽象的符號。「茶果嶺潘記」打來一通電話，人物們就拼了老命要去到「對面」。他們對「對面」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去到「對面」要做甚麼。書面語沒有確切的詞語與「對面」對應，指涉此處。但在粵語中「對面」即「嗰度」，與「嗰度」相對應的是「呢度」。想方設法要到「對面」，去「嗰度」，同時也是想法設法要離開和擺脫「呢度」。哪怕對「對面」一無所知，但他們似乎已然厭倦了此處的風景。
 
        對面不只是一個確切的地點，也是一條出路以及不可預見的未來。彷彿去到對面，就能換一種活法，重新開始。
 
        不同於《等待果陀》，《蜘蛛》的人物不甘於等待，他們忙忙碌碌，非得給自己找些事做，尋找去往「對面」的路。這是一種忙來忙去終是一些無用的行為，但他們樂此不疲。就像蜘蛛一樣。蜘蛛無法飛翔，只能在空中結網，從一點爬過另一點，忙忙碌碌，漫無規則，一會兒爬上，一會兒爬下，一會兒左，一會兒右。然而這樣毫無次序的工作方式，最終竟會造出一張規律整齊的網。
 
        《蜘蛛》呈現的不是立體三維的香港模型，而是一幅相對靜態的二維平面紙樣，一種特有的港式鬱結。它不似《清明上河圖》畫卷那般恢宏，只截出了整體的局部，用雙指將它放大再放大。其中的人物不如工筆般細緻寫實，以至於能看見每一絲毛流走向，更像是一組組模塊拼湊起來，板滯又「得意」。
 
        昆蟲系列一直被視為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劇本，可昆蟲系列並沒有大敘事的野心，意也不在諷刺政治，打「九七」擦邊球。儘管不少直接或間接地影射社會，抑或是對集體記憶的指涉，例如一百年不變的討論、解放軍、飛虎隊、禽流感，但它沒有迎合任何一種主流話語論述，刻畫底層人物的苦況，博取同情，也沒有刻意批判資本主義、貧富懸殊等話題。正如前作，潘Sir在《蜘蛛》中，呈現的只是香港人經歷了九七的世情變化後的生存狀態，僅此而已。
 
        還記得有一段，阿督和小燕像兩隻蝙蝠般掛在棚腳，阿督問：「你估你仲可以支持幾耐呀？」小燕答：「我跌落嚟先至話畀你聽啦，咁樣會準確啲。」想飛卻飛不高，想走又走不遠，只能在原地蹣跚，懸掛於高棚。頗有「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感慨。從中，也能看出作者對當時社會現況的回應。他既不逃避悲觀，也不盲目樂觀，而是一種對「人」的共識。他寄希望於幻想中，就像張天所說：「喺艱苦嘅生活裡面，磨練出一種非常之獨特嘅能力，呢種能力，就叫做幻想。因為只有幻想，先至可以幫到佢哋解決現實生活裡面嘅種種矛盾。」
 
        最後，隨著劇情走入尾聲，「一隻巨大的蜘蛛風箏徐徐升起，幾乎掩蓋了整個劇場的天幕。」蜘蛛化作風箏飛得高遠，在蔚藍的遠方，吐出的絲化作繩，那理想、現實與個人的連結，賦予了舞台無可比擬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