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的退隐与执念

1.

《水浒传》的主题之一是「退」。

 

在整部《水浒传》里，没有一个字解释过何谓「水浒」。「水浒」一词其实出自《诗经》，在《大雅‧緜》中有言：「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水浒，即河水之边，全句说的是一个典故：周朝的始祖亶父牵着马匹，率族人来到西水之边，最后到达岐下这个地方。要知道，当时为商代，按《小雅‧北山》更广为人知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尽是商天子的王土，那么亶父只好远走西陲之地，才能摆脱天子的掣肘。于是「水浒」便有如下引伸意思：不受朝廷控制的渊薮地。

 

《水浒传》讲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聚义，打家劫舍、对抗朝廷，好不热闹。然而全书一百二十回，真正齐集众人的篇幅其实不长，从七十一回梁山好汉排座次，到八十二回宋江接受招安，前后只佔不到十分之一。素来读者多不喜招安后的故事，招安后，梁山泊好汉替朝廷卖命，最后落得死伤枕藉的下场，令人唏嘘。而招安一节更常被斥为投降主义，此批评即使与政治无关，其情也满不是味儿。所以水浒故事中，前七十回流传最广，当中又有一种情节特别醒目：一个武艺不凡、急公好义的好汉，因犯官非而锒铛入狱、刺配边疆甚至有被问斩之虞，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落草为寇。

 

因此，「梁山」往往不是好汉们的人生目标，而是体制容不下他们，他们无处可逃，只好逃出王土，走马至水浒，「逼」上梁山。有人认为，施耐庵写宋江接受招安，是情非得已，却也是情理之内。梁山泊终非久安之地，这样巨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宋江身为领䄂，也得为一众兄弟谋求出路。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想接受招安。梁山好汉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朝廷的高级军官，像林沖，风麈味本就不强，只因朝廷腐败，或得罪权贵，逼不得已才落草梁山，招安反而是一个平反机会，正是求之不得。但另一部分人本来就是混迹江湖，或是贩夫走卒、低级衙役。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弱势族群，退上梁山虽是为势所逼，却也逍遥自在。这批好汉对招安一事最不以为然，只因他们向来自由，不甘吃体制一套，做惯山贼自然懒做官。

 

宋江本是体制里的低级官吏，却有建功立业之志。他在浔阳楼墙上所题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正显露了心迹，他的哥儿们却没有此等豪气。《水浒传》中有两个要角跟宋江特别亲近，一是武松，一是李逵，两人跟宋江相识甚早，受过宋江的义气恩情，故对他马首是瞻。可是两人却十分反对宋江接受招安。李逵粗豪鲁莾，一心想着杀入京城，拥护宋江哥哥做皇帝，大伙儿都做大将军。但他思想单纯，敬重宋江，最后还是受宋江制约。武松比李逵沉着、世故，他虽然反对招安，最后替朝廷平乱时还是出了不少力。

 

武松跟李逵的结局是令人唏嘘的。自古朝廷不可靠，鸟尽弓藏是常态。宋江替朝廷平定内乱后，高俅以毒酒毒杀宋江，宋江死前生怕李逵会在自己死后作乱，故要李逵也喝一口毒酒，与他同死。李逵居然对此无怨无怼，还道：「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至于武松，他在战争中失了一臂而成残废，战后亦无颜面回朝接受封赏，便在五台山出家为僧，反避过兔死狗烹的一劫。

 

所以《水浒传》是一个关于「退」的故事。李逵和宋江就是因没有「退」而命丧九泉的范例，而武松，则是一个「退」的例子。

 

2.

潘惠森多次改写《水浒传》，钟情的还是宋江、李逵和武松的三角关系。1990年代，他已写过《武松打蚊》、《李逵的蓝与黑》和《宋江採花》三部改编自水浒的剧作，《武松日记》虽可说是《武松打蚊》的创作延伸，却处处显露出与其余两个剧本的文本互涉关系。《武松日记》原是小说，在2001年《武松打蚊》重演时，潘惠森于网络上同步发表这部小说体外传（潘惠森本人戏称为「伪小说」，后收录于《男人之虎─ 潘惠森丧无聊伪小说集》），小说情节跟《武松打蚊》无直接关系，却唿应了《李逵的蓝与黑》和《宋江採花》的某些情节和主题。05年，潘惠森跟独立电影导演莫耀华合作，构思动画电影版《武松日记》，现在的剧场版则是按电影版本改编而成。

 

「语言」向来是潘惠森剧作中最突出的剧场元素。他偏好港式广东话的语感，对白韧力强，但角色之间的对话往往互不搭腔，因而形成一种幽默中暗藏荒谬的语言状态，剧中角色即使缺乏传统意义下的戏剧行动，语言的韧性仍能营造出别开生面的戏剧性。这个特点在潘惠森早年的「昆虫系列」和「珠三角系列」作品中尤为鲜明，构成了香港戏剧中无可忽视的风格板块。近年潘惠森有返璞归真之势，在10年前后的「人间系列」里，雕琢语言的痕迹已没那么棱角分明，再加上对照潘惠森一些「系列外」剧作，像《亲爱的，胡雪巖》、《都是龙袍惹的祸》等歷史剧作，晚近的潘惠森再没有早年那种实验色彩，反而多了一份在戏剧上的世故、圆熟和透彻。

 

在《武松日记》里，我们仍可看到不少潘惠森式的语言双打，但更值得观众细味的，反而是他在多年后怎样再以「水浒江湖」借喻其个人世界观。潘惠森有着一股独特的江湖味，不全是豪气干云，不全是腥风血雨；更独特的，是那种在闯盪和退隐之间的摇摆不定，苍凉而带笑、欲哭又无泪，虽郁闷填臆，亦似有所悟的唏嘘情态，这的确与《水浒传》的「退」意颇有共鸣之处。这种充满江湖味的犹疑不决，在他早期作品里通常被演绎为香港九七的身份焦虑，但到了《武松日记》，我们发现「文化认同」的社会维度不再是剧作最急切要表达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潘惠森与《水浒传》里这群江湖人物的对话─ 这或许才是一个剧作家最原初、最质朴的创作关怀。

 

《武松日记》是武松的故事，其中保留了《水浒传》中家传户晓的「武松打虎」和「杀西门庆」等「武十回」情节。这些情节在剧中却变得无足轻重，主要剧情反而放在武松上梁山后的落泊心境上，这恰恰是《水浒传》里一个被压抑了的主题。剧中还有另一要角李逵─原形是潘惠森旧作《李逵的蓝与黑》中那以当画家为志愿的李逵。《武松日记》中的李逵实现了他在《水浒传》中的未竟之志，竟擅自入京行刺皇帝，而宋江为免妨碍招安大计，便派武松跟众兄弟阻止。全剧就是在这条脉络里展开故事。但潘惠森显然无意细緻刻划这场江湖戏码，剧情推展很快，快得甚至有点儿戏、有些可笑，却反衬出武松唏嘘心境。剧中李逵浑号「戆逵」，但心中比谁都雪亮，他一心以画家为志业，上京行刺不过是幌子，真正目的其实是要「寻梦」─一种退出江湖的手段。对武松来说，李逵正好是他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他想做而不敢做的理想形象。

 

武松以「打虎」闻名天下，但《武松日记》的「虎」却是一只看透世情的「猫」。在跟猫的漫长对话中，武松似有所悟，渐渐明白到江湖上的一切名望功业，原来不过是虚名，人生在世，都是身不由己，最终竟不及一个放弃毕生事业、义无反顾地去做烧饼的掌柜。「做烧饼」本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的职业，在世人眼中─ 或说在《水浒传》世界里的世俗视野里─ 武大郎跟武松是两个档次的人，武大郎丑贱而武松俊勐，人人都赞赏武松而鄙夷大郎。怎料事到后来，武松竟放弃豪情壮志，返璞归真回去学做烧饼，这跟「戆逵」作画互相唿应。至此《水浒传》里没有明言的一个「退」字，终于得以发挥，亦发挥得相当惬意。

 

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术业。有道是：术业有专攻。执于一艺虽仍是执着，却是对世情俗事的大放下。潘惠森的剧作家生涯一路走来，难道不也有此等转念吗？剧中的武松和李逵，小执着而大放下，隐然又是潘惠森的写照。《武松日记》起源于他的日记体「伪小说」，如今剧中也保留了日记体的叙事形式，并借鸨母、春花和秋月三个风麈女子之口说出，如旁白一样穿梭于全剧的情节推展里。「春花」、「秋月」之名，典出李煜名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为武松故事更多添一份看破世情的唏嘘。但这唏嘘是带笑的，是幽默，也有种港式「麻甩」味。这当然来自潘惠森独步香港的戏剧语感，然而比起年轻时的潘惠森，现在的他写得更松更阔，没有「昆虫系列」中那些紧凑逼迫的节奏和剑拔弩张的对峙，反而流露着一种世故的浅白。这就好像武松不再勇武打虎，而是专心一致，做一块简单中见真灼的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