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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孤独《一缺一》
Fonsia：你呢？你有甚么病吗？
Weller：有，我的病没治，绝症─衰老。
关于死亡，我们无从述说自身，因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关于衰老，却永远说不完道不尽，因为它的一端是唯一可见的未来，即死亡；另一端，无止尽绵延的回忆流淌，如不断匯流又分流大河。
美国外科医生及医学散文作家许尔文．努兰 (Sherwin B. Nuland) 于其着作《死亡的脸》(How We Die: Reflections of Life’s Final Chapter)，以疾病与器官架构章节，以临床经验与人文书写反思医学的科学主义，书中的这一段话令人震颤：
「在我行医的三十五年生涯中，从来不敢在死亡证明上写上『死因：年老』，因为我知道，这个证明一定会被退回来，并且上面会有公家统计人员简短的附註：『不符合规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死于年老都是不合法的。 」
阅读《一缺一》剧本的时候，我很快地又想到这本书。《一缺一》像老人版的室内公路电影，只是主角不在公路驰骋，而是在安老院的麻将桌上用争执推动彼此，放任回忆奔流。Fonsia与Weller不是在安老活着，而是在死亡之前活着。可是显然安老院并不能让Fonsia与Weller活出一种美好，反而让他们活得很累，因为总是安排一大堆没事找事做的休闲课程，因为总是营养师而不是厨师在控制饮食，资本主义假装各种名目、面貌，让你觉得钱付得值得，其实重点是要你养成依赖或者懒得搭理，直到再也离不开安 老院的那一天，把人与人互相陪伴的真谛消磨殆尽。
《一缺一》，原作为美国剧作家柯培恩 ( D . L . Coburn) 的The Gin Game，为其赢得普立兹戏剧奖（1978），香港话剧团于2004-05剧季首演，之后不断搬演至11年。于今再演，「老人长期照护」已蔚为社会主要议题（亦为商机），这齣仅有两位演员和一桌两椅的戏剧，究竟有甚么「重演」 的魅力？简洁、明快的对手戏，松紧之间收放自如的对话节奏，从人与人的关系辐射更庞杂、巨大的社会性等特徵，回归文本戏剧的本质，使得它不容易受到跨地域的限制，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人性中的功利主义，则 让它被嵌入更大、更普遍的社会背景，也因此不难进入，但当然，能否深刻地阅读、理解，仍取决于读者的主动感受、积极思考。
随着情节推进至中段，Weller与Fonsia在双人牌局渐次自揭疮疤，一连串针锋相对甚至暴走的对话，不禁让我想到已逝的台湾心理学家余德慧，花费大量时间积累癌末陪伴的人文临床经验，他提出「背立转向」的观点，意思是「当一个人病沉到某种程度，他会自然地放弃社会性的勾连，也会开始不在乎他们在世的声名、地位与角色。那个地方不再有横向的勾连，只有一步步地踏向乌有之乡，那里真正陪伴着它的主人的只有梦幻与破碎的回忆，它的主人开始放弃人身的束缚，让心思自由地飞翔，从外边的人来看，背立转向者只是昏睡 着， 或者虚弱地躺在床上呻吟，可是转化的旅程已经开始，病人背离社会，也背离陪伴他一生的自我现实。」1
安老院不是临终病房，两者却都可能是死亡前的最终站。而剧作家显然对人物心理与社会心理彼此的参差斑驳很有兴趣。在这个时候，两人想要用语言刺戳的对象是否在场？抑或仅是变成另一种再度消磨自我的语言「休闲活动」？或反过来说，种种的语言休 闲活动，到底是对「自我」的遮蔽还是张扬？到底让人们不孤独，还是更孤独？
「自我」也终归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牵涉到我们如何将现实中的种种歷练、磨难，生命政治般地， 辩证出「人的自然」，从生命史的过程反视社会的构成，而《一缺一》透过安老院的人物绘景，辐射出老人与后代家庭及社会，愈见稀薄的关系，问，人与人的 相互理解是可能的吗？而这里不仅包括Weller与Fonsia的相互理解，也希望观众藉由对剧中人的理解，进一步在现实中对人抱有更多的接触与理解。「一缺一」的算式不一定是二减一，也可能是一减一，那一减一还等于甚 么，留待舞台上见分明吧。
香港话剧团重演《一缺一》的另一个挑战是演员如何把人演老。在台湾，我们一向缺少老的演员（但却有老人剧团的传统），因为整体环境还不够成熟，剧场的经济条件不足，总使得演员到了一定年龄便得跨到影视，否则只能淡出。相对来说，香港话剧团的支持体系比较有条件发展这一个环节，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反馈，当然，也是演员的挑战。
柯培恩
出生于1938年，整个三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前一个十年的经济高峰换来享乐主义的普及，却也预铺了军国主义即将席捲全球的道路。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点燃烽火，而后美国投入战火，自此之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至上的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不绝。《一缺一》也是个预言，因为原作The Gin Game于1976年完成后没几年，列根 (Ronald Reagan) 就任美国总统，与英国戴卓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声息相通，大力推行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极大，国家失控，流离与无家成为日常，新 保守主义復辟。 强人高喊全球化，却拒绝难民入境，强国疾唿打破国家与地域界线，追求合作的可能，却用经济与文化伪装政治，介入小国小城，以细嚼慢嚥的斯文姿态，隐蔽蚕食鲸吞的口腹之慾。更别说，以简单的舞台场景与少量的演员作为剧本的基本规格，其实也反映了美国戏剧产业的缩影，一切必须首先计算节节高升的市场成本，开源节流。因此，于内于外，戏剧何尝与资本主义无关？以致，made in America 的《一缺一》，换句话说也正是对亚美利坚的实用主义，最好的自我诘问。让我们从剧中人的交往与对话， 读到功利社会的异化作用，使人们最终只能，在一起孤独。那么，对香港来说，重演此作的意义又更可能是甚么呢？
Weller：有，我的病没治，绝症─衰老。
关于死亡，我们无从述说自身，因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关于衰老，却永远说不完道不尽，因为它的一端是唯一可见的未来，即死亡；另一端，无止尽绵延的回忆流淌，如不断匯流又分流大河。
美国外科医生及医学散文作家许尔文．努兰 (Sherwin B. Nuland) 于其着作《死亡的脸》(How We Die: Reflections of Life’s Final Chapter)，以疾病与器官架构章节，以临床经验与人文书写反思医学的科学主义，书中的这一段话令人震颤：
「在我行医的三十五年生涯中，从来不敢在死亡证明上写上『死因：年老』，因为我知道，这个证明一定会被退回来，并且上面会有公家统计人员简短的附註：『不符合规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死于年老都是不合法的。 」
阅读《一缺一》剧本的时候，我很快地又想到这本书。《一缺一》像老人版的室内公路电影，只是主角不在公路驰骋，而是在安老院的麻将桌上用争执推动彼此，放任回忆奔流。Fonsia与Weller不是在安老活着，而是在死亡之前活着。可是显然安老院并不能让Fonsia与Weller活出一种美好，反而让他们活得很累，因为总是安排一大堆没事找事做的休闲课程，因为总是营养师而不是厨师在控制饮食，资本主义假装各种名目、面貌，让你觉得钱付得值得，其实重点是要你养成依赖或者懒得搭理，直到再也离不开安 老院的那一天，把人与人互相陪伴的真谛消磨殆尽。
《一缺一》，原作为美国剧作家柯培恩 ( D . L . Coburn) 的The Gin Game，为其赢得普立兹戏剧奖（1978），香港话剧团于2004-05剧季首演，之后不断搬演至11年。于今再演，「老人长期照护」已蔚为社会主要议题（亦为商机），这齣仅有两位演员和一桌两椅的戏剧，究竟有甚么「重演」 的魅力？简洁、明快的对手戏，松紧之间收放自如的对话节奏，从人与人的关系辐射更庞杂、巨大的社会性等特徵，回归文本戏剧的本质，使得它不容易受到跨地域的限制，而美国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人性中的功利主义，则 让它被嵌入更大、更普遍的社会背景，也因此不难进入，但当然，能否深刻地阅读、理解，仍取决于读者的主动感受、积极思考。
随着情节推进至中段，Weller与Fonsia在双人牌局渐次自揭疮疤，一连串针锋相对甚至暴走的对话，不禁让我想到已逝的台湾心理学家余德慧，花费大量时间积累癌末陪伴的人文临床经验，他提出「背立转向」的观点，意思是「当一个人病沉到某种程度，他会自然地放弃社会性的勾连，也会开始不在乎他们在世的声名、地位与角色。那个地方不再有横向的勾连，只有一步步地踏向乌有之乡，那里真正陪伴着它的主人的只有梦幻与破碎的回忆，它的主人开始放弃人身的束缚，让心思自由地飞翔，从外边的人来看，背立转向者只是昏睡 着， 或者虚弱地躺在床上呻吟，可是转化的旅程已经开始，病人背离社会，也背离陪伴他一生的自我现实。」1
安老院不是临终病房，两者却都可能是死亡前的最终站。而剧作家显然对人物心理与社会心理彼此的参差斑驳很有兴趣。在这个时候，两人想要用语言刺戳的对象是否在场？抑或仅是变成另一种再度消磨自我的语言「休闲活动」？或反过来说，种种的语言休 闲活动，到底是对「自我」的遮蔽还是张扬？到底让人们不孤独，还是更孤独？
「自我」也终归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牵涉到我们如何将现实中的种种歷练、磨难，生命政治般地， 辩证出「人的自然」，从生命史的过程反视社会的构成，而《一缺一》透过安老院的人物绘景，辐射出老人与后代家庭及社会，愈见稀薄的关系，问，人与人的 相互理解是可能的吗？而这里不仅包括Weller与Fonsia的相互理解，也希望观众藉由对剧中人的理解，进一步在现实中对人抱有更多的接触与理解。「一缺一」的算式不一定是二减一，也可能是一减一，那一减一还等于甚 么，留待舞台上见分明吧。
香港话剧团重演《一缺一》的另一个挑战是演员如何把人演老。在台湾，我们一向缺少老的演员（但却有老人剧团的传统），因为整体环境还不够成熟，剧场的经济条件不足，总使得演员到了一定年龄便得跨到影视，否则只能淡出。相对来说，香港话剧团的支持体系比较有条件发展这一个环节，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责任与文化反馈，当然，也是演员的挑战。
[1] 余德慧：〈推荐序〉，载于乔治‧赖尔着，蔡昌雄译《临终谘商的艺 1 术》（台北：心灵工坊，2007）。
柯培恩
出生于1938年，整个三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前一个十年的经济高峰换来享乐主义的普及，却也预铺了军国主义即将席捲全球的道路。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点燃烽火，而后美国投入战火，自此之后，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至上的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不绝。《一缺一》也是个预言，因为原作The Gin Game于1976年完成后没几年，列根 (Ronald Reagan) 就任美国总统，与英国戴卓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声息相通，大力推行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极大，国家失控，流离与无家成为日常，新 保守主义復辟。 强人高喊全球化，却拒绝难民入境，强国疾唿打破国家与地域界线，追求合作的可能，却用经济与文化伪装政治，介入小国小城，以细嚼慢嚥的斯文姿态，隐蔽蚕食鲸吞的口腹之慾。更别说，以简单的舞台场景与少量的演员作为剧本的基本规格，其实也反映了美国戏剧产业的缩影，一切必须首先计算节节高升的市场成本，开源节流。因此，于内于外，戏剧何尝与资本主义无关？以致，made in America 的《一缺一》，换句话说也正是对亚美利坚的实用主义，最好的自我诘问。让我们从剧中人的交往与对话， 读到功利社会的异化作用，使人们最终只能，在一起孤独。那么，对香港来说，重演此作的意义又更可能是甚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