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教育下的世代纷争 ─ 剖析《原则》的冲突面

( 编者按：本文内容含剧透)

 

郭永康编剧的《原则》，剧中校长与师生因为新校规而角力，引发一场又一场的校园风波，不但透视出规训教育给予学生的巨大压力，亦可见现今学生已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而一众角色坚执于个人的立场，令事情愈闹愈大，足见世代纷争愈趋激烈。

 

《原则》甫开场即火花四溅：学生成绩下滑、学校收生表现变差，促使校董会委任凌芷为新校长。她到任后即为学校订下了连串校规：学生在操场运动必须穿着体育服，否则记过；早会由每星期一次改为每朝例行公事，令学生苦不堪言……其雷厉风行的处事方式，令师生均难以接受。

 

冲突(conflict)，无疑是剧中最主要元素。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尝言：「有冲突才有戏剧」(no conflict, no drama)，说明戏剧因为有了冲突而激发张力，引人追看，而《原则》的冲突面更可谓内外兼备。五名主角─新校长凌芷、副校长陈贤、训导主任蔡霖、学生会会长傅佩晴以及领袖生队长梁健博立场不一，令全剧不只是纯粹世代间的对立，同时亦反映同代中的相异价值观。

 

新校长凌芷主张从严治校、罚则贯彻始终，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课外活动，提升学生成绩。另一边厢，副校长陈贤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不时与凌芷周旋，认为学生年纪尚轻，少不免犯错，毋须以过分严格的校规相待，主张从宽。因此，即使有两位学生犯了新校规，他也建议训导主任蔡霖可先警告，再犯才记过。比起罚则，陈贤更着重宽恕和沟通。

 

想深一层，凌芷事事以罚则为先，并以「改革者」自居，吻合了法国哲学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中的论点。他认为现今的权力机构，如学校、监狱和医院等，已不再像古典时代般会以酷刑对待犯事者，反而主力以规训和纪律来「驯服」他们，练就一个个「温驯的身体」(docile body)，是为「微观权力」(micro-power)的体现^[1]。与此同时，拥权者会把其改革自诩为「合理」、「进步」，悄悄地剥夺人民的自由^[2]。在《原则》中，「学生在操场运动必须换上体育服」这条新校规看似十分合理，但此举实质变相令同学少了时间打球，师生因此而吵得面红耳赤。一条小小的校服规定，正正反映了学校在实践其「微观权力」─当学生的身体不断服从这些微小的事情，便会逐步视之为习惯；久而久之，就会被驯服成为奴隶，并屈从于校长以分数为先的体制之内。冲突如斯，也不得不感嘆陈副校一夫当关、力抗规训魔掌之难！

 

在《原则》中段，陈副校带领的长跑队队员于校外练习时意外受伤，凌校长意欲问责，将陈贤调去友校。师生认为凌芷想藉此机会赶走反对势力，完成其高压统治。训导主任蔡霖连同其他老臣子不满；学生会会长傅佩晴也鼓动同学抗争，执意以群众压力逼使凌芷下台。师生看似同心协力，但背后其实反映了世代间的矛盾。

 

对凌芷早有不满的蔡霖先把陈贤遭调校的消息洩露，惹来陈贤怪责他唆摆学生抗争。当凌校长面对激动的学生代表傅佩晴，也质疑她是否被老师利用。由此看来，陈贤、凌校长和蔡霖确实有着老师的典型想法─ 学生仍是年少无知，他们的举动会受老师影响。往昔，老师的确是权力的表现，其权力不但从规训，也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建构。在资讯不流通的年代，知识是从上而下传授的；只需要一本教科书、一枝粉笔，就能让师长永远「博学」、学生永远「无知」。

 

不过，时代已经转变，尤其在资讯爆炸、社交媒体盛行的当下，知识从单向输送变成多点接收，人人亦可随时发声为意见领袖，过往一言堂家长式的威权管治已难令学生信服。相信大家至今仍记忆犹新，数年前一场「雨伞运动」，就出现了学生代表抗争者与政府谈判的场面，足证今天学生已非吴下阿蒙。在《原则》中，即使蔡霖确实有心煽风点火，参与抗争的学生又岂能说是纯粹盲从？傅佩晴虽与蔡霖同一阵线，反对陈贤被凌校长逼走，但她身为学生代表参与抗争，是认为凌芷的「管治」使学生变成「监犯」，透露出其抗争的个人意志。就凌芷未有谘询就调走陈贤，傅佩晴亦对此感到不满，编剧可谓写出了新世代追求事事公正，以至对校政管理透明化的愿望。

 

因此，若果我们仍以师长姿态自居，对学生凡事小心看护，未免太小看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今日的学生一方面不会盲从威权，甚至意图打倒威权；然而，他们也同时对于手段的合理性／合法性有所警惕。譬如领袖生队长梁健博，就曾反对傅佩晴以罢课胁迫校长；他认为即使学生不满凌芷，也不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在剧中，凌校长与梁健博两人就曾讨论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的《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一个着名例子：四名美军在前往捉拿恐怖分子的途中撞见牧羊人。为确保任务能秘密进行，他们必须杀掉牧羊人，但在道义上，美军又认为牧羊人实属无辜。如果你是美军，又会如何抉择？换着是凌芷，固然会为大局而狠下杀手；傅佩晴看似站在弱势一方，却也不见得会放生牧羊人─她一旦鼓动同学罢课，就会影响学校运作，难道也不是与凌芷一样不择手段？在决定「杀」与「不杀」之间，梁健博陷入了道德挣扎，亦衍生出与传佩晴在手段上的分歧。

 

此情此景，使《原则》超脱了教育议题，转入伦理学和法学的讨论。法治的最高层次为「以法达义」，必须以法律彰显公义、人权和自由^[3]。今日某些学生经常以「公民抗命」为由抗争，认为政府漠视人民诉求，在制定指引或法制时有所侧重，造成不公；他们在「有冤无路诉」的情况下，唯有以非常手段作为出路。然而，当中有一种道德两难：究竟人能否为达「公义」而犯法，甚至牺牲他人利益？这种为「公义」付出的所作所为又应否予以惩罚？这些恰恰也是近年社会不断争拗的命题。《原则》所讲的也是同出一辙：它并非单纯地写出相异教育原则的对抗；在聚焦梁健博与傅佩晴两位学生领袖的对立时，剧作更显示了同一派系对手段理解的落差。两位学生冲突的面向既多且杂，带出了今日学生抗争者的内在道德矛盾。教育与社会，同样贵乎选择

 

《原则》里的老师和学生们秉持相异理念，冲突由此发生。陈贤和凌芷身为冲突的风眼，其上述对白，就轻轻点出了全剧的核心：教育，其实与政治无异，同样需要持份者去「选择」─而这种选择，并非纯粹指手段上的偏好；它更加直指当权者的心态和目标。陈贤在剧末的「身教」就如播下种子；社会上众多傅佩晴和梁健博，将来又会得到怎样的「灌溉」？各位「办学团体」与「校董」也不妨反思，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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