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时代意义

香港观众认识桥田寿贺子，离不开《阿信的故事》。《结婚》原是1982年的电视剧本，乃TBS电视台星期三剧场的作品；翌年改编成为舞台剧公演，1984年便翻译成中文，且曾在内地公演。《阿信的故事》由83年播放至84年，两者的时代背景可谓相同。

 

1983年也是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开幕年份，此所以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压根儿找不到任何理由在普天同庆的日子中，去看一部详述昭和年代悲惨岁月的NHK电视剧。大家均沉醉于歌舞昇平的气氛，急着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希望成为急行列车上的一分子，分享日本经济全面起飞的成果，成为得胜者的一方。《结婚》中没有明确交代花田家身处的时代背景¹ ，但母亲与四姊妹相依为命的故事，明显流露出经济匮乏胼手胝足的艰难岁月日子纷扰。八十年代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期，社会上正处于纸醉金迷的狂欢雀跃年代后，《结婚》所刻划的世界更加好像与发表时空的社会情状有一定距离。

桥田对时空设定中的经济匮乏背景从来有所偏好。宇佐美保在《桥田寿贺子和战争及巴尔裁判官》一文中（巴尔即Radhabinod Pal，即二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判官，他是当年唯一认为日本所有战犯无罪的裁判官），指出桥田一直以身为「军国少女」而自诩。事实上，桥田的而且确有参与日本二战，曾于陆军省负责暗号密码的翻译工作，后来投身于海军部。桥田回省个人的战争经歷时，直言「战争与和平」乃自己写作的一大重要主题。她认为在战争年代中，某程度有它幸福的一面。因为所有人均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所以大家都得以宽大为怀，仅以争取战胜作唯一目标。反观今天的世界又如何？即使手上拿着名牌物品，但旁人身上更名贵的东西早已令人心生憾恨。所以她所指的身处战争中的幸福，乃指大家条件一致均化，于是不幸也不存在。

 

明白桥田的思路及价值取向后，相信对理解她剧作中的人物及背景设定，便可更清晰透彻。此所以成于八十年代的剧本《结婚》，花田家的经济匮乏于桥田的世界中是必须的，因为所代表的是一种人性共融同感互渗的基石；唯其一无所有，彼此必须守望相助 才可以渡过难关。反映于剧作中即老妈的工作不休，甚至还没退休已在张罗未来兼职之事；秋子为妹妹拼命工作；冬子则辍学持家支援所有成员。凡此种种的设定，正是桥田强调人性光辉的切入点，正如《阿信》透过山形的苦寒及经歷的坎坷来成就阿信的伟大，恰好属大同小异的精神脉络安排。

 

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便开始逐步萌芽，但现实中的日本女性只能意识到男女应要平权，却从来没有真正体验到独立起来的社会变化，简言之也未能从女权解放的思潮中得到甚么具体的得益。母亲花田花所身处的自属男性当道的世代，而能够自主人生命运的空间，就 只剩下退休后的老年生活─一个属于可以由个人自主自决的黄昏领域。文本中由花田花对婚姻持有负面想法，到剧终前决定与友邻太助重订姻缘，成为「熟年婚姻」的一分子，当中的心理变化及行为转向正是桥田寿贺子希望为角色注入女性解放追求自主的时代元素。

 

大姊秋子正是刚才提及体会到男女平权的新趋势，可是现实上却全无获益的一分子，剧本中抱怨被后来者又或是男性在职场上不断爬头争先，正是明显的例证；再加上因为家庭负担，于是连谈恋爱的冲动也压抑下去，成为四姊妹中最可怜的一人。冬子选择从学业中退下来，成为专职打理家务的一人。夏子学歷最高，将有机会成为医生，却选择放弃考试而出嫁法国开展新生。么女春子更在求学期怀孕，且决定与正吉成家立室，胼手胝足去迎接小家庭的刻苦人生。以上五例，不是在职场上失意，就是自决逃避职场的人生选择，改以家庭为未来目标，拥抱婚姻的价值。

 

桥田剧本中的女性觉醒，不约而同以婚姻为终极取向，可是这也正是我们值得思考的要点─是否一定要找到顺心称意的一半，那么结婚的价值才得以成立？结婚作为女性独立自决的体现，是否有预设的先决条件？如果有的话，那还可以称得上为自决吗 （受制于外在条件左右）？如果没有的话，为何四人的成婚条件前提又趋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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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专攻日本文化研究，出版着作大多有中国简体、台湾繁体及香港繁体等不同版本。近着有《乱世张瞳》（香港生活书房）、《人间开眼》（中国三联）及《闷骚日本》（台湾奇异果）。2013年荣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年度最佳艺术家奖（艺术评论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