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与我 —《白湖映像》延伸活动系列文章】

引子:为何「昆虫」?
 
        1997年,回归之年。昆虫系列第一部《鸡春咁大只曱甴两头岳》在新域剧团上演。潘Sir在场刊写道:
 
        喧闹的锣鼓渐渐远去。也许,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倾听一下岛上的足音吧。人潮中,总有几个的步伐是那么轻,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却充满生命的韧力,如昆虫般活着。既然喧闹的锣鼓不再,就让我们清一清喉咙,讲几个昆虫的故事吧。[1]
 
        由此可一窥昆虫系列五部曲的创作意涵。昆虫系列集结了时代变革下,在夹缝中生活的各式小人物,每一只昆虫都是一则都市寓言。而《白湖映像》的内容正是取材于昆虫系列,集结了五部曲多个元素。藉着这次机会,话剧团举办了「昆虫与我 —《白湖映像》延伸活动:读书、写作与漫游」,供公众参与,可以更加贴近昆虫系列的文本。
 
系列文章作者
谭元野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学士(荣誉)学位,副修文化研究。
现就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艺术硕士课程,主修编剧。
养了一只猫,名唤「菩提」。除此之外,没有甚么成就。
 
[1] 摘自潘惠森:〈序言:生逢其时〉,《潘惠森剧本集.昆虫系列:螳螂捕蝉》,香港、台湾: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国立臺北艺术大学,2021年,页2。

绝不放过任何一块经我手的薯饼──

「两个杀手不太冷──《螳螂捕蝉》读书会」随笔

螳螂捕蝉,好戏开场
 
        一间旅馆,两个杀手。[1]老牌杀手北越带着新人菜鸟南越,藏匿在房间内,蹲守目标人物出现。南越一进房间就拿枪指着牀脚:「Check!Check it out!」彷彿胡闹的恶作剧一般,怪诞的举止令人发笑。
 
        为何杀人:未知。
 
        杀甚么人:未知。
 
        唯一知道的是,「组织」有令,九十五分钟后,目标人物就会出现。于是,我们停留。和两位杀手一起等待,等待目标人物最后的出场,哪怕我们知道九十五分钟后就要散场。
 
        明明是来杀人的,却从天南聊到地北。一会儿吐槽目标人物住二百五十蚊一晚的房间太cheap,一会儿聊麦当劳薯饼的重要性。讲英文、唔讲英文、讲粗口、点解讲粗口、点解新奇士橙叫新奇士橙?再到猜枚、沟女、宗教信仰、生命的意义……
 
        从天马行空的对话间,我们得知北越出身草根,当过电梯学徒,[2]入行十七年,工作勤恳,战绩彪炳。除此以外,家里还有一个「三十年都系三岁」的弱智细佬。反观南越,「由幼稚园开始接受英文教育,小学读喇沙,中学读佐治五世,大学读Hong Kong U」,连发梦都在说英文。一开口就是文化人类学、达尔文、阿布拉克萨斯,[3]却对人类社会失望至极,视杀手为最高境界的出路。
 
杀手有feeling,铁汉也柔情
 
        两个背景大相迳庭的人都成世人未沟过女,都钟意食薯饼。他们无厘头地相认,成为了Brother。更关键的是,南越的说话方式和北越细佬一样,「一样咁自给自足……完全唔需要交流。」因着这点,北越这样的铁血硬汉[4]才会不自觉地对着非亲非故的南越,敞开心扉。
 
        故事继续进行,出现了一些超现实的情节。北越掀起地板,有一个洞。他爬进洞中,穿过地底隧道,来到房门外。北越打开门,南越的身体也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先是抽筋,其后演变成类似「严重弱智」的痉挛,往墙上撞。场面全面失控,北越拿枕头盖住南越的头,拿枪抵着他。此处开出了第一枪。
 
        剧本里这样描述:
        「一声枪响,既巨大而遥远,   恍似来自天上、地下,但不是人间。」[5]
 
        一时间,竟分不清这是南越因着恐惧而生出的自然反应,还是北越潜意识里将细佬的形象投射到了南越身上。南越无法接受北越愈发不受控的真情,脱口而出:「杀手都有feeling㗎!」
 
搞X错晒
 
        戏到这里,已近尾声。还剩七分钟,目标人物出现,脚步声满满当当二十八个人。叶问在世也不过一个打十个。北越拖出一条绳,命令南越从窗口爬出去,自己则留下来掩护他。他要一个打二十八个。他要南越先走,然后找到他的细佬,「一枪买起佢」,他还特别指名要用枕头。南越抗议,「我唔可以买起一个细路㗎!」,接着说「我哋一齐去麦当劳!⋯⋯一齐食薯饼!」北越掉进了回忆的漩涡,变得恍惚。就在他要随着南越一同离开时,组织打来了电话。
 
        北越瞬间恢復清醒,继续催促南越。南越接起电话,外面的脚步声愈来愈近,开始一分钟倒计时。电视出现画面,气球从地洞飞昇,南越还来不及开口,北越开出了第二枪,也是最后一枪。而这次,南越是真的倒在了地上。他挣扎着将电话递给北越,组织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真相大白,情报组弄错了地址,他们所在的不是旅馆,而是一间准备开生日会派对的私人会所。
 
        九十五分钟过去了,旅馆不是旅馆,目标人物不会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的气球、华彩的灯光,以及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生日歌声。组织的一句「搞X错晒呀」[6],南越再没机会醒来。
 
        如此荒诞、如此可笑。
 
        生死以镜像的方式反射到现在。哪怕杀人不眨眼的北越抛弃了社会,仍然无法摆脱他的家人去过他自己的生活。南越决意与人类割席,却无法丢下拍档,去杀一个三十三岁的细路。就普遍意义来讲,他们都是失败的杀手,因为他们还有人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昆虫系列中,每部作品里都在对白中明确地点出该题的昆虫,《螳》除外。可剧作中充斥的各式问题,无一不在扣题:
 
你叫咩名?
你有没沟过女?
点解你要入呢行?
点解系我?
你明唔明呀?
你懂唔懂呀?
你信唔信一个人死咗之后,会有灵魂?

        人们总是向外追求,总是轻易地放过自己。
        螳螂捕蝉。[7]
        谁是螳螂?谁是蝉?
        黄雀在哪?
        子弹穿膛。死的是南越?
        是细佬?还是北越自己?
 
        故事就此结束,一切留待读者/观众想像。兴许去麦当劳吃一块薯饼,就了悟呢?所有问题都不过是一块薯饼的事。
 
 
[1] 作者按:一说到杀手,脑海里就浮现出不少经典银幕形象。从James Bond系列电影,到一手托着萬年青,一手拖着小萝莉的Léon,再到Pulp Fiction里大谈Cheeseburger的另类杀手,甚或是召妓都付不起钱的凌凌漆。杀手这一职业与生俱来的张力,使得其成为戏剧的常客。有趣的是,Léon: The ProfessionalPulp Fiction和《国产凌凌漆》都是1994年上映的电影。不知道94年是甚么好日子,竟然在同一年有这么多电影杰作,对老派杀手形象进行了集中的戏仿与嘲弄。
[2] 作者按:Fun fact,据闻潘Sir曾经做过电梯学徒。
[3] 作者按:Abraxas,属基督教中诺斯底教派的最高神祗。
[4] 作者按:在2000年的初次公演,由黄秋生饰演北越,谢君豪饰演南越。
[5] 潘惠森:《潘惠森剧本集.昆虫系列:螳螂捕蝉》,香港、台湾: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国立臺北艺术大学,2021年,页156。
[6] 同上,页184。
[7] 作者按:该成语典出《庄子》山木篇:「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

没有人看见蚁的一分一秒

「女企堂梦游仙境──《蚂蚁上树》读书会」随笔

        上一篇谈了《螳螂捕蝉》,这次阅读《蚂蚁上树》(下称《蚂》)。仅从这两部,便能从文字组合感受到昆虫系列的独特:极简场景、卑微的小人物、近乎癫狂的自言自语、风趣、幽默。潘Sir对广东话混杂的语言体系之玩味更是不在话下。他可以把前言不搭后语的对白放在一起,却有本事叫你入信。《蚂蚁上树》的地点发生在茶楼,颇有点冲着香港世情而来的意味。

底线

        《蚂》讲述了一个有关「底线」的故事。人物名字就是现成的例子:女企堂、茶客陈直、Sales梁有。谁有底线,谁无底线,一清二楚。
 
        先从梁有说起。梁有是一个卖「铁达尼」牌手錶的Sales。[1]人如其职,sell的只是一旧屎。为了卖出六十蚊一只的錶,他可以老作故事、夸大宣传,甚至躲进檯底和企堂玩猫捉老鼠。他甘做「俾人踩,俾人揼,俾人揸都没所谓嘅一只蚂蚁」。有字下低无一横,人无底线如斯,也绝不容许别人看他可怜就拿钱打发他。他要凭本事将錶卖出去。
 
        对于陈直,最紧要的就是「饮茶」。而且要relax地一边睇报纸,一边饮一壶属于自己的茶。于是当女企堂随便地开了一壶普洱,梁有还在一旁骚扰他时,他十分不耐烦。他做人有自己的一套准则:说话要有point,不能被人屈。就算是一壶茶,不是自己点的都不叫做「自己的茶」。
 
        女企堂则一以贯之,她想要的不过是睡眠、休息,换言之,生而为人的尊严。
 
搵食

        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搵食」。
       
        女企堂捱通宵更,捱完一更又一更,是为搵食;梁有卖錶,是为搵食;陈直饮茶,同样是为搵食。
 
        女企堂的台词不多(比例上来说),但她身兼数职。对普通人来说,打两份工,踩通宵更已经逆天了。她更要在女企堂、点心妹、穿着艳丽旗袍的歌女,三个职业间来回穿梭。虽然嘴上说不,但身体很诚实。对于上司的命令说一不二,可谓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返工返到灵魂出窍,精神涣散,还是硬着头皮上。一种慢性疼痛,反覆折磨着她。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提醒观众时间正在流逝。讽刺的是,她自己却活在没有时间的状态。因为人要睡眠,于是有了晨昏定省,于是对分秒有了感知。一个没有睡眠的人,每分每秒都是煎熬,搵食又有甚么意义呢?就像编剧在舞台指示写道:「对女企堂来说,也许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恐惧
 
        梁有凭藉Sales敏锐的观察力,体察到了陈直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分析说「理论上嚟讲,死亡系唔需要恐惧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一次,但系佢哋担心嘅系——喺唔应该死嘅时候死!」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对白,终于涉及到了死亡。陈直曾经在澳门何生手下做事,哪怕早餐一人一煲翅,但翅吃进嘴里是腥的。他躲避的不是不在场的何生,而是何生背后所连带的一系列隐喻。他辨识出了他最兇恶的敌人。那敌人与茶楼里,在offstage的黑暗中传来的广播声一脉相承,一环扣着一环。
 
        女企堂被那股声音形成的环圈实。她摒弃了自身,然而身体发出反抗,呈现畸变。潘毅有句名言:「疼痛的身体不是屈服的身体,而是抗争的身体。」[2]女企堂毫无来由的笑、尖叫、歌声以及梦魇都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体验,是人在承受无法承受之痛苦时发出的嚎叫。她所召唤的是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切肤之痛,正是荒诞的情感来由。《蚂蚁上树》中洋洋洒洒的对白和情节,最终都指向了「人的生存状态」。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不过是口耳相传的都市奇谭,现实中大部分,还是一点一点的蚂蚁上树。
 
蚂蚁
 
        蚂蚁是华文里常见的昆虫比喻。卡通里,我们将蚂蚁拟人,画上水汪汪的大眼、小巧的嘴。它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活里,我们用「蚁民」自嘲,同时将蚂蚁比做工作上的标杆楷模,坚毅而有韧性。何以我们如此相像,又如此相异。以至于在路边踩死一只蚂蚁,就此毁灭它的生命,也觉得自然寻常。这是一种连人类自己都不会谴责的暴力。我们夸大蚁的生存能力,难以直视它们的脆弱。茶客、sales、企堂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哪怕在小人物之间,还要将彼此分作三六九等。
 
        陈直可以随意用抹布抹去女企堂脸上僵直的笑容,而毫无愧疚。梁有说自己一日十五个钟得三旧水还是要当sales,就是因为「可以同自己揸fit!」「钟意就做唔钟意就冚旗!」「就算贱都要贱得有feel!」这是他拒绝被支配的底气。而女企堂不能relax地饮茶,不能拒绝广播的传唤,是一个底层得不能再底层的人物。这类人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她/他们没有太多话语权(这点也集中体现在对白上),被社会分隔开来,又时不时就在你眼前晃盪。折辱她/他们不犯法,又觉得白费气力。除去赤裸的生命,一无所有。我们看不见她/他们的血,因为我们不曾凝视她/他们呆滞的眼神。
 
        最终,女企堂的畸变愈来愈严重。随着陈直和梁有争夺时发出的枪响,一跃而上,发出了生命拒绝被支配的唿叫,彻底化身为一只蚂蚁,沿着绳索,缓缓攀升。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全然的异化,一方面又可看作从噩梦中清醒的序幕。
 
小结
 
        时下人们经常说自己返完一日工,「攰到唔想思考。」我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也只是说说罢了,思考是不能停的,尤其在当下,不断问「点解?」、「为甚么?」,是反覆釐定自我价值和底线的方式。
 
        读完《蚂蚁上树》的剧本,脑子里突然浮现了卡缪在《西西弗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又译作《西绪弗斯神话》)里的一段话;用这段话为自己枯燥的文字作结,一来赏心悦目,二者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蚂蚁上树》:
 
        起牀,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四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甚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3]
 
        在荒诞的机械行为中,「为甚么?」是一种思考,而思考正是开启一切的序幕。
 
 
[1] 作者按:应是调侃名錶「铁达时」,以及沉船铁达尼号。
[2] 潘毅着,任焰译:《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21。
[3] 卡缪着,沈志明译:《西绪弗斯神话》,香港:商务印书馆,2017年。页12。

如今我才明暸,当时你想诉说的⋯⋯

「一只生活在水中的蟋蟀──《三姊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创意写作坊」随笔

        这次《三姊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下称《蟋蟀》)的分享会与前两次不同,以写作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原计划是在话剧团教育中心的一棵大树下启程,可惜天公不作美,众人移师室内。带领者反其道而行之,将文本搁置一旁,通过提问及图片撬起联想的一角,从而进入文本所搭建的世界。
 
        在文章正式开始前,先请读者打开音乐软件,播放Don Mclean的Vincent。然后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 有没有一棵让你印象很深的树?
        2. 它是甚么样的呢?它的质地、它的气味⋯⋯
        3. 假如它开口说话,会对你说甚么呢?
        4. 有朝一日,它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你离开了它,或是它离开了你。要你和旁人介绍它,你又会说甚么呢?
 
        或许会感到疑惑,但是不要紧。让我们带着这些不明所以的问题,开启下文:
 
        继《鸡春咁大只曱甴两头岳》和《蚂蚁上树》之后,《蟋蟀》于1999年出世。作品继承了契诃夫经典名剧《三姊妹》中处处压抑的生活境况。故事围绕父母双亡的四兄妹展开,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某日一只蟋蟀闯入了他们居住的旧屋。
 
        《三姊妹》中四兄妹对父亲死后的乡村的生活感到困顿,渴望回到莫斯科开始美好生活。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既无法安于现状,又不愿意做出任何实质的反抗,只能一天一天看着现实坍塌。在《蟋蟀》中,大佬炳是一个待业的计算机员,三妹冬终日抱着吉他,细妹琦则对生活有戏剧般的幻想。三人都有大学学位,从一开始就不抱任何希望,生活离地,无视家里的种种异状。唯有商科夜校,学历最低的二姐娉不满足于此。
 
        二姐娉脚踏实地工作,疲惫不堪。她怒吼:「呢度又漏!⋯⋯嗰度又漏⋯⋯补得个浴缸嚟,个马桶又穿,个洗手盘塞咗永世都冇人整吓佢,你哋唔使去厕所嘅咩?」没有任何反应。她非但没有因一次又一次无法与家人产生连结而一蹶不振,反而愈挫愈勇,非要改变些甚么不可。家人的无视甚至迫使她开始对着观众说话。事实上,她根本没有理由待在这里,唯一还留在这不走的解释是——这里是
 
        潘Sir的昆虫系列常常让人物处于自言自语的困境。人为甚么要与人交谈?因为孤独。然而交谈无法将人类从孤独的灵魂中释放,难道就指望这样去消灭人的困境吗?契诃夫《三姊妹》流露的是对时代的感慨,人物就处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中,他们对当下有着透彻的认知,而未来又高悬于空中阁楼,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相信未来是美好且有希望的。然而这「希望」是经不起推敲的。既然无法改变这个空间以外的天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蟋蟀》用一种形而上的方式寻求解药。二姐反复寻找家里的「水脉」,一心一意要用开了光的桶压住水脉。她相信只要这么做,漏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个家就能恢复正常。娉的偏执致使家人开始留意她的异状,后面还出现了全家人聚合,伏地听水脉的盛况。
 
        「我哋唔可以永远停留喺谂呢个层次…⋯谂,系冇用嘅…⋯我哋要面对佢」。《蟋蟀》的三姊妹和哥哥没有停留在无望的空想,相反,他们强调「Action」。就如娉对观众说的那样:「我对只蟋蟀嘅态度其实冇变到。我仍然想消灭佢。我冇放弃过。我等紧。等紧一个机会。」没有止步于悲戚的过去,也没有坐等希望到来,而能回归当下。一家人最终齐心协力将那盆万年青放在水脉上,家里的水声终于静止。琦说:「我哋从来都未试过沟通得咁好。」沟通的本质不只有语言,更重要的是行动。
 
        昆虫系列不仅是小人物的故事,还是潘Sir作为剧作家的艺术宣言:「创作唔系天马行空,唔系天花乱坠,系Action!」创作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行动。
 
        剧本中出现了Don Mclean的名曲Vincent,歌词写道: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歌曲写的是梵谷,初听只感到哀伤。世人直到失去「你」,才看见「你」的存在,于是聆听、于是惊叹、于是拍案、于是折服。海明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不只是青春,对历史、对时间、对身边的人和事,都是如此。这似乎是生命横亘不变的公式,既如此,我们就停滞不前了吗?
 
        去行动吧,去创作吧。创作毫无规矩可言,唯独不能有的是虚伪。潘Sir透过昆虫系列流露的是对时代的感慨,是对人和生命有血有肉至真切的关怀。如同结尾,伴随着蟋蟀清晰的鸣叫,娉问观众:「你哋听唔听到呀?」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也许你的答案会有所不同。

谱一首茶档奏鸣曲──

「曱甴两头岳时的心事──《鸡春咁大只曱甴两头岳》创意写作坊」随笔

        人们常说,剧场的语言是日常语言的提炼物。每个剧作家都有自己提炼语言的方法。是次创意写作坊从《鸡春咁大只曱甴两头岳》(下称《曱甴》)的语言着手,分析人物和对白,感受潘Sir笔下人物语言的变奏。
 
        请用五到七分钟,跟随以下指引,循着记忆并写下你的答案。
 
        1. 最近三天,你问他人的一个问题。(提示:这个人不能是家人)
        2. 最近两天,你问家人的一个问题。
        3. 最近一天,24小时内,家人问你的一个问题,以及你的回答。
        4. 最近三天,他人问你的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是甚么?(提示:这个人不能是家人)
 
        Time’s up!
 
        回忆的过程也许很轻松,也许很头疼。像我就几乎想不起来别人对自己说过甚么。回到戏剧,这些不起眼的日常如何帮助我们写作?剧本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有何不同?前几篇文章都反复提及,人物的自言自语与交流的隔阂是昆虫系列的一大特色。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剧作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人物各不交会,形成独立的点,来回游走。若任由各人物在一个半小时里自言自语,永不相交,故事便无法推进,只是折磨观众罢了。既此,点与点之间必然连着一条隐藏且命定的线。这一点怎样在剧本语言上呈现出来?
 
        《曱甴》其中一条主线围绕细芬和她母亲四婶展开。细芬的父亲是长期病患,饮食起居都仰赖家人照顾。生活的重担就这样压在两母女身上。一家三口拮据地生活在狭小的旧唐楼,楼下就是他们家经营的茶档。为了经济,女儿十五岁,中学都没读完就辍学。煎蛋冲茶收银倒垃圾,样样都得亲力亲为。两母女各自斩开两半,一天24小时还是不够用。回到家里,瘫痪的父亲,迫仄的空间,时刻紧闭以防父亲跳楼自杀的窗。所有东西都无处遁逃,压力也无处释放。语言几乎是唯一的出口,然而这一出口也失效了。
 
        请一口气读出下面这些台词:
你仲想我讲啲咩呀?
咩话?
乱噏!
你怨我呀?
你估我前世做错咗咩事呢,吓?
你怨我,我怨边个呀?
我冇迫你㗎!
条路系你自己拣㗎!
你想讲咩喞?
你想讲咩呀?

        这些话全部出自四婶之口。仅通过对语言质感的把握,一个教育水平不高,不善于表达,且经常被人无视的暴躁师奶就此显现。贫瘠的用词,不爱说陈述句,带有攻击性的反问,得不到响应而只懂得单一地重复问题。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一个人物的内在语言逻辑。
 
        语言的重复与精确不一定相悖,恰如其分地使用语言,哪怕重复也应该是深思熟虑下精确的重复。快快慢慢、快慢快慢、慢慢快慢,由此类推。语言的变化组合,形成一段段变奏,在听觉上也能形成一种韵律,来回游走。剧本读起来就像一曲交响乐,有了音乐性。
 
        语言本身并无指向性,通过捕捉不同的人物特性,因应着各自的语言系统逻辑进行对话,抽取组合,精简再精简。在对话中,人物因着传达和接收的信息差,有了各自的诠释。于是误解,于是行动,逐渐形成戏剧的场面,张力由得以发生。
 
        早在二十多年前,潘Sir就在访谈中提到香港许多剧团「重视non-verbal的创作方法……彷佛大家都想避开语言」。[1]这并非是在高举语言,贬抑语言之外的一切,而是提出了语言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值得被重视和挖掘。「昆虫系列」就是极佳的范例。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社会氛围、文学性、韵律,语言不只能看见,还能被听见。剧场之所以动人,或许并不需要多么绚烂的技巧,用壮烈的戏剧性手段勾人眼球。
 
        对四婶、细芬、茶客这些普通市民来说,时代并非一种选择,杀人也不是日常,轰烈的故事不过是道听途说,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英雄,成为俄狄浦斯。假如我们的生活不那么壮烈,要如何继续打动观众呢?
 
        不论是Beckett还是Chekov,在这些伟大的名字前,人才是最终目的。不论为自己,抑或为他人。当我们在创作时,舍近求远地构思曲折离奇的故事,往往会离生活愈来愈远,看不见平凡生命里动人的事物。也许转换思路,回归事物以及生命存在的本身。通过语言,讲述平凡人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也足以动人。
 
 
[1] 方梓勋编:《香港话剧访谈录》,香港:香港戏剧工程,2000年3月,页223。

幻想结成的巨网──

「在城巿漫游的失途蜘蛛──《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文本散步」随笔

        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北角码头出发的文本散步旅程无奈取消。哪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家里听雨落,某种程度上,也与《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亟欲表达的主题撞了个满怀。
 
        「昆虫系列」最后一作《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下称《蜘蛛》),没有流动的风景,四个底层小人物聚集在天台原地蹒跚,「小燕」是爱心泛滥的电影茄哩啡,「陈露」则是酷爱钻研玄学的神婆。「阿督」没能依照母亲的期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只能当一个搭棚工人。自称渠务部东九龙区地下管道一级疏导员「张天」,其实通俗地说不过是「通渠佬」。他们铁了心要到「对面」去。
 
        没有前文后理,不知道他们如何结识,又为何出现在这里,彷佛命运使然。同是底层的他们相聚在旧楼天台,俗语说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则是同一张网上的蜘蛛。这一意象始终贯穿,人物行动不依赖情节或戏剧性的冲突,情节上几乎没有推动,整出戏都建基于对话,对白与对白之间也不一定具有紧密的关联。
 
        《蜘蛛》带来的荒诞感与《等待果陀》近似,人物身处一成不变的困局,中间穿插蜘蛛、天台、敦煌、冰箱等诸多抽象的符号。「茶果岭潘记」打来一通电话,人物们就拼了老命要去到「对面」。他们对「对面」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去到「对面」要做甚么。书面语没有确切的词语与「对面」对应,指涉此处。但在粤语中「对面」即「嗰度」,与「嗰度」相对应的是「呢度」。想方设法要到「对面」,去「嗰度」,同时也是想法设法要离开和摆脱「呢度」。哪怕对「对面」一无所知,但他们似乎已然厌倦了此处的风景。
 
        对面不只是一个确切的地点,也是一条出路以及不可预见的未来。彷佛去到对面,就能换一种活法,重新开始。
 
        不同于《等待果陀》,《蜘蛛》的人物不甘于等待,他们忙忙碌碌,非得给自己找些事做,寻找去往「对面」的路。这是一种忙来忙去终是一些无用的行为,但他们乐此不疲。就像蜘蛛一样。蜘蛛无法飞翔,只能在空中结网,从一点爬过另一点,忙忙碌碌,漫无规则,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然而这样毫无次序的工作方式,最终竟会造出一张规律整齐的网。
 
        《蜘蛛》呈现的不是立体三维的香港模型,而是一幅相对静态的二维平面纸样,一种特有的港式郁结。它不似《清明上河图》画卷那般恢宏,只截出了整体的局部,用双指将它放大再放大。其中的人物不如工笔般细致写实,以至于能看见每一丝毛流走向,更像是一组组模块拼凑起来,板滞又「得意」。
 
        昆虫系列一直被视为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剧本,可昆虫系列并没有大叙事的野心,意也不在讽刺政治,打「九七」擦边球。尽管不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射社会,抑或是对集体记忆的指涉,例如一百年不变的讨论、解放军、飞虎队、禽流感,但它没有迎合任何一种主流话语论述,刻画底层人物的苦况,博取同情,也没有刻意批判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等话题。正如前作,潘Sir在《蜘蛛》中,呈现的只是香港人经历了九七的世情变化后的生存状态,仅此而已。
 
        还记得有一段,阿督和小燕像两只蝙蝠般挂在棚脚,阿督问:「你估你仲可以支持几耐呀?」小燕答:「我跌落嚟先至话畀你听啦,咁样会准确啲。」想飞却飞不高,想走又走不远,只能在原地蹒跚,悬挂于高棚。颇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感慨。从中,也能看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况的响应。他既不逃避悲观,也不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对「人」的共识。他寄希望于幻想中,就像张天所说:「喺艰苦嘅生活里面,磨练出一种非常之独特嘅能力,呢种能力,就叫做幻想。因为只有幻想,先至可以帮到佢哋解决现实生活里面嘅种种矛盾。」
 
        最后,随着剧情走入尾声,「一只巨大的蜘蛛风筝徐徐升起,几乎掩盖了整个剧场的天幕。」蜘蛛化作风筝飞得高远,在蔚蓝的远方,吐出的丝化作绳,那理想、现实与个人的连结,赋予了舞台无可比拟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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